陈伯钧“文革”被批斗罪行：称毛泽东为“老毛”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颠倒黑白，点名诬陷陈伯钧为“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坏人”，被造反派从外地养病处揪回北京批斗，还被抄家封门，抢走保密柜。对一位从井冈山时期就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开国上将进行“诬陷”，林彪及造反派主要依据的是所谓陈伯钧的三件“历史罪行”。

一是子虚乌有的“少将旅长名片事件”。这一讹传流传甚广，多年来不少报刊引用过一个“故事”：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不久，一位旅长到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了“少将旅长”的名片。毛泽东先有三分不快。随后，毛泽东问了几个有关部队的问题，该旅长的回答令毛泽东不是很满意，于是毛泽东斥之：“什么少将芝麻酱！”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是：

1937年秋，陈伯钧任三五九旅旅长，带领七一八团驻防洛川。当地是统战环境，该地国民党驻军最高军阶为上校，为了双方联络及与当地政府联络时我方人员处于有利地位，七一八团供给处主任刘华春主动给旅团首长各印了一盒名片，陈伯钧的名片为“少将旅长”，文年生的名片为“上校团长”。印名片纯粹是从工作考虑，当时陈伯钧并未听到过毛泽东对此有什么批评。况且陈伯钧从井冈山时期就是毛泽东非常熟悉的老部属，见毛泽东何需递什么“名片”？！毛泽东也从未因名片之事当面批评过他。很久以后，陈伯钧才得知，他的警卫员与毛泽东的警卫员一起玩耍时，曾把其保管的“少将旅长”名片给过毛泽东的警卫员一张。至于毛泽东有什么反应，越到后来这一讹传越发演绎得面目全非了。

二是所谓“剽窃毛泽东著作的罪行”。那是陈伯钧1937年12月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依据毛泽东军事思想，撰写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文，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发表于《解放》杂志。当时毛泽东还亲自加了“编者志”，称：“这篇文章，是陈伯钧同志节录1934年毛泽东同志所著〈游击战争〉小册子上面论游击战术之一部分，为了适合抗日战争情况，陈同志在文字上与条文上有所增减，复经毛同志校正，今在本刊发表，以供全国各地抗日游击战争领导干部参考。”由此可知，陈伯钧明明是在学习宣传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思想，连毛泽东本人也对陈伯钧节录自己的小册子并有所增减持肯定支持态度，还亲自校正后推荐给全国各地领导干部参考，谈何“剽窃”罪行？！事实上，陈伯钧是我党我军正确评价毛泽东军事著作的先驱者之一。早在1959年5月他担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主持高院教学工作期间，就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学院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情况，同时附上自己作的小结，请毛泽东审查，“并望多多提出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改”。陈伯钧还不顾身体多病，结合自己30多年参与革命战争的实践，多次给入学的高级干部作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辅导及革命战争历史情况的报告，并组织教员和学员开展研讨。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陈伯钧的《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一书。

三是被扣“不尊重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大帽子”。1944年1月陈伯钧在陇东三八五旅任副旅长时，突然接到一位老总的来信，严肃地批评他不尊重毛主席。原来是有人在那位老总面前告了陈伯钧的状，反映他称毛主席为“毛先生”、“老毛”。事实是：陈伯钧在陇东给干部作时事报告时，曾引用过别人称毛主席为“毛先生”的话；在与旅领导闲谈军史时偶尔顺口称毛主席为“老毛”，因为井冈山时期大家都习惯于这样称呼。尽管陈伯钧在日记中对“个别人以余谈笑语来作为一个同志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同时又断章取义，抓住个别词语，不管前后内容，片面发挥，以致惹起老总的严正批评”的做法，甚为不满。但他也十分诚恳地检讨说，在“树毛之领袖形象时，这种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曾多次想向那位老总当面解释清楚，但终因工作繁忙，加之战争年代见面不易而未能及时挽回影响。

就是这样三件事，不仅与“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毫无干系，反可看出陈伯钧对党的领袖的忠诚和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看出他秉性刚直、胸怀坦荡，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还看到我党我军井冈山时期培养光大起来的优良作风：同志间、上下级间包括领袖与部属间的平等、民主、坦诚、富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