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古代也十分重视，不仅设官方机构，还有一系列地方规约、国家法令等。

传说从五帝时起就设置了虞、衡之职，专门负责环保工作。舜任命九官二十二人，其中之一便是虞官伯益。他专门负责治理山泽，管理草木。衡是虞的下设单位，工作比较具体，有川衡、林衡等。顾名思义，林衡负责巡视山林，植树造林，调拨护林人员和相关物资，还负责实施对相关人员的奖罚；川衡主要是整治江河湖泊，保持水系畅通，既要抗旱，又要排涝。林衡和川衡还要进行一些合作，譬如养山涵水、山洪的导流等。

到了唐代，虞、衡的职责范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还兼管一些相邻的事宜。《旧唐书》里记载，虞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凡猎捕渔猎，必以其时。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弋猎采捕。”用今天的话来讲，它有五项职责：一是负责京城的绿化；二是掌管与落实山泽政令；三是管理园林，包括宫苑；四是负责与山泽有关的物资供应；五是督促与监管公私狩猎。这五条当中，多与今天的环保有关。

中国古代环保法令多以礼、律、禁令、诏令等形式下达。其中诏令毫无疑问是国家法律，不得违抗；礼多是民间的约束或者叫规约；律和禁令可能是地方政府颁布的，也可能是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

“春三月，山林不登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以成鱼鳖之长。”这和今天实施的季节性封山育林、江河禁捕如出一辙。《礼记》里的规定就更加具体，什么时候可以伐木，什么时候可以捕鱼，什么时候可以网鸟，什么时候可以逮兽……件件、桩桩都说得清清楚楚。不仅定性，而且量化；不仅制约黎民百姓，皇家也不例外，违者必究。如《礼记·曲礼》中记载：“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卵者。”即国君春天打猎，不能采取合围的方式；大夫不能整群、大批地猎取鸟兽；士子不得捕猎幼兽或捡拾鸟蛋。这些措施显然都是为了防止人类将鸟兽“赶尽杀绝”。

《礼记·王制》对一年四季每个月份都有具体的规定，而且带有强制性。它规定，正月獭祭鱼以后，方可由取得捕鱼资格的虞人统一下河捕捞；八月鸠化为鹰之后，方可张网捕鸟；九月豺祭兽之后，才能狩猎；草木凋零之后，方可砍伐；昆虫蛰伏之后，方可烧草禾肥田……不许猎杀幼兽，不许攫取鸟蛋，不许残害有孕在身的鸟兽，不许伤害未成年的鸟兽，不许捣碎鸟巢等等。这些规定，并非哪一朝代所有，而基本上是各朝各代都以国家的法律形式诏告天下，如秦代的《秦律·田律》、宋代的《宋大诏令集》等。《荀子·王制》更是将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的先进理念，如“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中国古人环保意识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古人崇尚自然，自给自足、不轻易杀生的理念深入人心；二是国家颁发律令，主导环保，从而促进了民间的环保理念和习惯的形成。尽管历朝历代都有破坏环境的事件发生，但毕竟是少数、是个别现象，而且多为上层社会乃至皇家的贪婪所致。如中唐时期曾经发生过滥捕狂猎珍禽的事件，主要原因是因为韦后和安乐公主喜欢用珍禽的毛羽作裙子，其他人则群起效仿，导致山野珍禽几乎殆尽；北宋仁宗景佑年间，全国各处的鹿遭遇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原因是达官贵人喜欢以鹿胎为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