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大西路九如巷，小时曾在中华路外婆家生活了好些年。外婆(外公在日军侵占镇江时被杀害)经营的严记石灰店位于中华路狮子街口西，隔壁就是杨大昌火面店，再隔壁是张公公家包子店，包子店旁是石料店，过店就是宝安新街巷口了。

上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杨大昌面店生意红火，远近闻名。记忆中店主杨大漳五十出头，精精瘦瘦，不苟言笑；老伴杨婆婆慈眉善目，性情随和。听大人说杨家是回民，开的是清真面店。店堂约30多平方米，放置几张方桌，擦得干干净净。下面的大灶台砌在进门地方，操作师傅面朝马路，灶台上搁置一口大锅和一只小圆锅。看到大锅煮面的水少了，就用木勺子将小锅里的热水添进大锅，而不是将冷水直接放进大锅。面条下锅后，压着面条的小锅盖在锅里飘浮，起起伏伏。灶台后靠西墙处有一张不大的柜子，杨公公就坐在柜子旁收钱和记账。操作师傅姓夏，个子较高，手艺很好，下面、添水、起面都能把准火候，烫的浇头不生不老。加之选用质量上好的麻油、酱油，面条吃在嘴里香鲜爽滑，回味良久。除夏师傅外，杨家还雇一个小二，负责收拾店堂与打杂。下午或晚上常见夏师傅在店堂后面和面、压面，坐在大竹竿上来回跳动。儿时的我们觉得很好玩。建国初，杨家有时传出吵闹声，原来店小二加入了工会，常打小报告，不服管理。一次小二偷面团被当场抓住，杨家理直气壮将他辞退，争吵随之消失。

来店吃面的食客多为街坊邻居及中华路、大西路上开店的业主和职员，也有慕名自江边码头赶来的过往旅客。印象中食客吃光面的多，有带汤和干拌两种，面碗里放些蒜花。加浇头的面贵些，常见的有烫青蒜、烫干丝、烫牛肉丝等。人多时，一些食客就捧着面碗站在人行道上吃。我虽小，也喜吃杨公公家的面条。早上大人买来一碗光面，分成两半倒在小碗里，将小桌子放在人行道上，我和三叔公家的小姨妈坐在那儿各吃半碗面。面条吃完，小碗内还油光光的，舍不得放下。有时不吃面，就吃张公公家的大菜包当早饭。外婆家的石灰店门口每天有两三个挑夫自备箩筐坐在长条凳上等送货(搬运)，常见他们就着温开水吃大饼，并不去隔壁买面吃。

杨家面店只做早市、中市。中市时人就少了，下午一般两点左右歇息、打扫。杨婆婆高兴时邀上几位邻居在方桌上打麻将，我母亲也是常客。那时邻里关系融洽，外婆家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货(砖瓦、石灰)，卸货入店一般安排在下午，隔壁面店已休息，影响就不大。杨婆婆生有两个女儿，大姨娘端庄，小姨娘俊俏。生意忙时夏师傅在灶台上顾不过来，小姨娘就会站在热气腾腾的灶台边帮着烫青蒜和牛肉丝，引人注目。两个姨娘先后嫁给了在上海开蛋行的镇江人(回民)。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正在上海读书，母亲因事来沪，曾带我去南市区杨家大姨娘家玩，两人多年不见，谈笑甚欢，大姨娘还留我们吃了一顿饭。

现在遍布镇江大街小巷的锅盖面店下的面与那时杨大昌面店下的面已有很大不同，一是几乎不卖光面，而浇头品种多达十数种，除浇头外又加韭菜段、绿豆芽之类。二是面条经机器轧成韧性不足，佐面的作料质量大不如前，加之汤水过多，自然少了鲜美。三是量多，一大碗面下肚，也能应付中餐或晚餐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