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南卢氏县委土坯房中办公，引发热议。6年后，记者重访卢氏县，发现一排排1957年建成的平房依然“健在”，只是进行了加固和维修，而县委大院依然没有配备专职保安。县委书记王战方说：“土坯房里办公，冬暖夏凉，群众来办事，心里也平衡。所以我们既不高尚，又不窝囊。”（8月27日《人民日报》）

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攀比奢华之风的映衬下，卢氏县委的“土坯办公房”弥足珍贵。报道中至少有三处令人动容：其一当然是众所瞩目的“土坯办公室”；其二是当地县委一直坚持的“不设防”，相比某些政府部门，此举更彰显了卢氏县委的“无愧于民”；其三是县委书记的那句“群众来办事，心里也平衡。所以我们既不高尚，又不窝囊”。此语呈现的平淡与从容，足以令那些自觉“斯是衙门，唯我独尊”的官员汗颜。

地方政府炫富不好，比穷也没必要。卢氏县委“不修衙”，更具现实意义的还在于其背后蕴藏的“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为民理念：放弃盖新办公楼，为民建设休闲与避难两用的广场。但人们也看到，在有些地方，政府部门甚至不惜侵占农田，违规修建办公大楼，且后者频频见诸报端，前者却似乎成了“孤本”。笔者不禁要问，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景象？

要探寻答案，不妨回顾一下“官不修衙”的历史渊源。这可以追溯到宋朝，当时的朝廷明确禁止地方官私自修建官衙，如有违者，将受到弹劾、处分。在危房里办过公的“大腕儿”不少，例如大文豪苏轼，他初到杭州任通判时，衙门屋宇“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十余年后，再赴杭州任职的苏轼，发现这座危房走时啥样，回来时还啥样。其后数年，苏轼就修葺州衙一事与朝廷展开了拉锯战，最终还是草草了事。正因为大宋朝廷对地方官衙的修建控制严格，也就慢慢形成了“官不修衙”的惯例，并延续到了明清时期。

如此看来，历史反复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在宋以后的地方建设预算序列里，修衙门被认为是“不急之务”，远远排在修建公租房、粮仓、学校等公共工程之后。这大概就是十几年也修不好衙门的苏轼，却能建成千古流芳的“苏堤”的原因。就今天而言，卢氏县卢园广场的现实价值和意义，显然远大于恢弘气派的县政府、县委大楼。要让这种“执政为民”的价值观在执政者心中根植，需个人自觉，更亟待制度的规束。面对地方财政“交足中央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契约安排，科学合理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配套的行政体制改革，是解决此契约安排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根本措施。

此外，虽然我们不必学清代规定地方官得自掏腰包修建衙署，但这里面依然有启发点——比如第一责任人的确定。政府及各部门的一把手，要为自己管辖领域内办公场所的修建负全责，不管是报建、审批、施工、财政，任何环节出岔子，一律要追责到一把手，以此避免因“法不责众”而大事小事皆化了。

总之，唯有在制度设计和细节把握两个层面同时做出努力，卢氏县委“官不修衙”的事迹，才不会在众多豪华办公楼的反衬下成为“孤本”。（罗晓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