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火器史上划时代的标志之一是沐英在洪武年间与云南麓川地区的土著思伦发作战时创建了能够连续射击火器的叠阵。但并不意味着此后的明军在云南作战时只能使用这种叠阵。实际上，不同时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战法，这叫做“与时俱进”。时间一转眼过了三四十年，到了正统年间，明军在战火重燃的云南使用了全新的战斗队形，用来讨伐思伦发的后裔。

云南持续动荡不安的原因还是要从世代统治麓川的思伦发家族说起，而说起思伦发家族又不能不提到火器。回顾历史，洪武年间云南的土著军队装备的还是冷兵器，没有火器。思伦发与沐英作战，吃了大亏之后，重新与明朝修好，称臣朝贡。这正像当代政坛上流行的一句名言所说的：“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不久，思伦发的军队开始更新换代，也装备上了火器。那是因为在云南金齿地区镇守的明军，环境比较艰苦，致使逃亡之风盛行，某些士兵逃入了思伦发的管辖范围，向其传授了制造火药、火铳的技术。思伦发喜出望外，视这些逃卒为亲信，加以封官赐爵，位在诸部长之上。以刀干孟为首的诸部长对此心怀嫉妒，策划政变，将思伦发驱逐出境。

思伦发逃往云南府，辗转到达京师，请求宗主国明朝出兵平乱。朱元璋为了稳定云南的局势，于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命明军出师制止麓川地区的纷争。当时，大名鼎鼎的沐英已经死去，由儿子沐春承袭西平侯的爵位，继续镇守云南。“虎父无犬子”，沐春肩负重任，带兵平乱，擒获了刀干孟，随后，在“山高皇帝远”的麓川地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分设直属云南府的孟养、木邦、孟定等3个行政区，以及直属金齿卫的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四个长官司。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思伦发处境尴尬，只能接受麓川地区被分割的既成事实，他虽然官复原职，仍旧当上了“麓川宣慰使”，但管辖的范围已经缩小，势力大不如前。

思伦发死后传位给儿子思行发。思行发死亡时则由兄弟思任发袭位。为什么这几个封建领主的名字都有一个“发”字？这是因为夷语“发”相当于汉语“王”的意思。

思任发有恢复领地的野心，频繁出兵侵扰孟定、南甸、腾冲、潞江等处，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与明朝爆发军事冲突。

明政府态度强硬，明英宗没有对云南的动荡局面无动于衷，他于1436年（正统元年）诏令右都督方政、都督佥事张荣前往云南协助黔国公沐晟动用武力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

沐晟在父亲沐春还在世时就与思任发相识了。当初，思任发为躲避刀干孟发起的叛乱而跟着思伦发逃到了云南府，一度作为人质住在沐晟的家中，因此，两人私交甚笃。

此刻，沐晟怀念旧情，不想与思任发在战场上刀枪相见，便积极斡旋，企图和平解决问题。但是，从京城远道而来的方政却急于求成，在事先没有通知沐晟的情况下擅自带兵前往征讨，不料，因轻敌而陷入对手的重重包围之中，处于弹尽粮绝、损兵折将的困境。

沐晟对方政刚腹自用、不听节制的行为深恶痛绝，竟然横下一条心拒绝派兵救援。结果，方政战死沙场，而沐晟也因见死不救而遭到朝廷的严厉责备，在恐惧中暴卒（传说是自杀）。

思任发势焰熏天，乘胜连犯滇西南的景东、孟定等地。云南明军多次出兵都没办法彻底平息战乱。

1441年（正统六年），明英宗决定加大打击力度，诏令兵部尚书王骥总督云南军务，以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都督李安、刘聚为副手，率领京营、湖、川、两广等处兵马15万出征。

统帅王骥身材魁梧，虽然出身于科举，但并非书呆子，他精通骑射，文武双全，曾经在西北边境督军征讨过鞑靼而功绩彪柄，是一个用兵不泥古法，大胆推陈出新的实干人才。

那么，王骥是如何对军队进行革新的呢？据说，有一次他在覆舟山下举行阅兵，了解到部队惯用的作战队列是以50人为一队，排成一字型，以鼓声为号，随着节奏而变化成方型、圆型、斜型、直型。可是，50人为一队的编制比较雍肿，有时难以有效约束。针对这个问题，王骥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以5名士兵组成一个战斗小组，首领叫做“伍长”，拿着一面旗子居中指挥，另外4人立于四面。作战时假如4人战死，中间的伍长亦不得独生。这个“五人为伍”的队列便成为了最基本的编制。

昔日沐英创建连射火器的叠阵，需要在平坦的地方排成三队行列，而云南地理面貌复杂，地形呈波状起伏，限制了叠阵的广泛使用。相反，王骥以5人组建的战斗小组，则比较适宜在麓川这样崎岖的山地作战。

5人为伍，一样也可以使用火器连续发射，例如以手快眼疾的一至二人在前面射击，每一次射击之后，马上将火器递给侧面及后面的三四个士兵，同时从他们的手中接过提前装好弹药的火器。而侧面及后面的士兵则负责从前面士兵的手中接过空枪，尽快装好弹药，准备下一次传递。

王骥基本上按“五五制”的原则改编属下军队。5人增加5倍，成为25人，设为一队，队长居中以指挥四面；5人增加50倍，成为250人，设为一营，先以125人分布四隅为奇兵，再以125人为正兵，出奇兵时则正兵不动，互相照应，前后左右之人要全部听从处于中间的营官的调动；五营共2500人为一师，以1250人分布四隅为奇兵，再以1250人为正兵，相机调遣，专听中军主将一人之令。也就是说，中军主将、营官、队长、伍长皆居中以命四隅，层层监督，能将上级意图贯彻到基层的每一个人，这样，指挥官在作战时就会犹臂使指，运用自如了。

过去明军卫所的将士世世代代居于驻防地段，且耕且守，传统的编制是以10人为小旗、50多人为总旗、100多人为百户、1000多人为千户、5600人为卫。因为战时会根据需要从不同卫所抽调数量不等的兵源，所以战时编制与平时编制有很大区别。就算是战时的编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也是各有各的特点，而王骥创新的战时编制只是其中之一，并不意味着取代明军卫所传统的编制。

南下的明军，战时使用的火器仍然是神机铳炮，其中常用的是能够发射利箭的神枪系列产品，例如九龙箭（又称“九龙筒”），这种武器是以9支箭装入铳内，点燃引线，则九箭齐发。

1441年（正统六年）10月16日，明军到达金齿，招降了驻守在该地的思任发的部分手下，接着又兵分三路进军。东路军有3万余人，在参将冉保等人的率领之下，向细甸、湾甸的水寨前进，经过镇寨，转攻孟通；中路军共2万余人，主帅是王骥及蒋贵，他们率领水师在上江击败思任发的伏兵，斩首千余级，并包围其山寨据点；西路军则由左参将宫聚率领，从下江夹象石地区出发策应。

11月9日，三路明军会师于王骥等人的驻地上江一带（今保山县西北怒江西岸），向敌军盘踞的山寨发起猛攻时，却遭到火铳、弩以及石块的阻击，一时难以奏捷。

明军过去在西南山区作战，攻坚武器主要是七梢炮。七梢炮是一种人力操纵的抛石机，曾在平江之战中露过面--这些前文已经提过了。使用这种武器需要二三十人。通常在敌人固守的山寨周围安装，立起来就打，比较方便。

但是，这次王骥没有依赖七梢炮，而是针对上江寨基本上由木材筑成的特点，大胆改用火攻。恰巧在11月10日，括起了南风，明军顺风放火，焚烧上江寨前的一排排木栅，熊熊烈焰不断向寨内蔓延，吞噬着一切。

山寨眼看支撑不住，一部分焦头烂额的守军企图从水门突围，却被早有准备的明军伏兵拦截住了，无一逃脱，而滞留在寨内负隅抵抗的千余人，也在明军手持长矛的步骑兵协同进攻之下，全部覆灭。

此战，明军先后斩首五万余，其中包括首脑人物刁放戛父子以及刁招汉父子。

明军攻克上江寨，再接再厉，在夹江石一带渡过下江，越过高黎贡山，到达腾冲。王骥留下左副总兵都督同知李安在此地护饷，自己带领主力从南甸、罗卜思庄方向来到目的地--杉木笼山（今保山县南）。思任发部下有两万余人驻守在这里，他们的寨子修筑在一座山峰上面，并在左右延伸的山脊上星罗棋布地设置了七个营垒，各自首尾相应。

战斗打响了，王骥由中路突进，而左参将宫聚、右副总兵刘聚分别带领左右两翼部队沿着崇山峻岭之间葱茏的树丛攀登而上，三路大军分进合击，以破竹之势一举破寨，斩首数百级，再乘胜经戛赖、陇把等地前进到思任发设立在马鞍山上的总寨。

思任发拥众十余万，他的寨子处于地势险要的陡峭山峰上，东南面是临江的悬崖峭壁，守军还在周围30里山地广泛树立木栅，深挖壕沟，使此地成为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

各路明军陆续发起进攻。这时，历史再次重演了，思任发又将希望寄托于大象身上，驱赶着这些野兽向配备了火器的明军进行反击，时光仿佛倒流回洪武年间，昔日思伦发的大象也是这样死在沐英的火器之前的，看来思任发没有吸取父亲思伦发受挫的教训，所以现在一样败得很惨，他的大象在明军的队列面前不堪一击，铩羽而归。

明军虽然先后两次打退象阵，并一度突入寨中，但未能完全攻克寨子。双方相持5日。这时，邻近的一些土著开始抛弃屡战屡败的思任发，接二连三地倒向明军。局势几经反复，总算尘埃落定，甚至连苍天也帮了明军一个忙，括起了西风，王骥抓紧时机，采取火攻，他指挥各路大军向敌人寨子的西中门、西北门、西南门、东北门、东北出象门以及位于西南江上的两个大门发起总攻，顺着大风到处放火，将思任发总寨的房舍、仓库烧成灰烬。激烈的攻防战打得如火如荼，大约有八万守军死去，尸体浮满江面。

思伦发携同妻子等十余人从山间小道突围而出，渡江逃脱，流亡于孟养、孟蒙、孟广等地，最后被缅甸人俘虏。

王骥初征麓川告捷，遂于1442年（正统七年）5月15日班师。不料，思伦发一个名叫思机发的儿子等风声已过，重出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