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价格等因素，不少内地人开始到香港购买药品。香港西环一家大药房的老板告诉记者，一天销售额有10万港元，其中内地人约占一半。比如一种治疗乳腺癌的药品赫赛汀，西环德辅道一家药店报价只有18500港币（约合人民币14800元），北京肿瘤医院一位药师告诉记者，440毫克的赫赛汀在北京价格为24500元人民币。同样规格药品，相差竟然几近1万元。

　　（8月14日《人民日报》）

一种药，差价近万元。这当然是非常极端的个案，但也正是这样的个案，折射出内地高药价之弊。药价为什么“高不可攀”？葛兰素史克等以身试法地说明了其间的“原委”。提成、加价、跑关系、玩公关……暴利的利益链上，寄生着各种吊诡的共生关系。香港的药价为什么普遍平易近人？我们最常说的一个道理，就是销售链无限精简，省略了中间盘剥环节。加上政府管控严苛，佣金无法生存。只是，内地药店或医院就不一样了。最终“羊毛出在羊身上”。不高价，不成活。

一句话，要怪就怪“以药养医”的制度。

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福建省漳州市纪委从今年年初至今，共发现市直区县73家医院涉嫌医疗腐败，包括22家二级以上的医院，无一幸免全部涉案。案件涉及全市1088名医务人员、133名行政管理人员，目前医生退赃金额已经高达2049万元。“医者仁心”的医务工作者全线失守，制度不检讨是说不过去的。

一个值得警惕的现实是：每每出现医疗系统腐败寻租问题，都要归咎于“以药养医”机制，这究竟是正解还是误读？有几个道理，需要厘清：一者，动辄批判“以药养医”，似乎不是客观公允的态度。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掣肘于财政乏力，放权给医院将药品加价后卖给消费者，基本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今天的语境下，旧机制沉疴累累，主要是时过境迁、世易时移，但不能说这样的制度设计一开始就是洪水猛兽。

二者，制度失衡，固然理论上容易滋生问题，但这并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合理借口。“以药养医”，有人说，这是补偿了医务工作者低薪的现实。这话是最习以为常的歪理：医务工作者是技术活儿，教师算不算、电焊工算不算？他们劳动价值被低估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借口体制而冠冕堂皇地违法获利？医务工作者的寻租不能被宽容，是因为这种寻租不仅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现实，更在于其本质是“以命要挟”的恶例。违法就是违法，它与薪资高低是两码事。受贿索贿，哪是制度逼着去做的？

三者，“以药养医” 沦为过街老鼠，未必是制度本身的BUG，而是配套监管失灵使然。在药价上加两分钱、加在明处，患者未必不能、不愿接受，但事实上，所加的价码已经十倍百倍上涨，各种寄生利益层层盘剥，这哪里是“以药养医”的本来面目？加价政策没有好坏之分，但监管不作为，好政策也会成为狮子大开口的“坏人”。美国《医生收入阳光法案》规定，医生收受药企的礼物超过10美元，需公布名字和内容。如果达到受贿标准，不仅会被吊销行医执照，甚至还会被判刑。在我们层层加价的药价体系上，还有一点对法律与监管的敬畏之心吗？

不要动辄拿“以药养医”撒娇。如果相关权力与监管不转身，就算“以药养医”死了，看病贵恐怕也未必会立刻柳暗花明。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