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缘吧，我读书的四个阶段（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有两个阶段是在“山”上度过的。小学是在镇江笪家山的镇师附小；高中在风车山的镇江市二中。回忆五十多年前的母校，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风车山是与宝盖山相连的一座山。山的一边是当时沪宁铁路上唯一的隧道山洞；另一侧，一座横跨铁路的旱桥——黑桥，将其与宝盖路相连，成为上山的通道。1884年创建的崇实女中就在这座山上。岁月沧桑，这座学校叫过崇实女中，镇江市二中，反复易名，最近又叫崇实女中，只收女学生了。

跨过黑桥，沿着一条“三合土”马路向前走去，一座拱形的大门楼就会映入眼帘。门楼的上方嵌着一块白色的大理石，上面用行书体写着“镇江市第二中学”，我们的校徽上，白底红字的“镇江二中”也是这种字体。进得校门，这条“三合土”的路继续向前延伸着，路的左侧是一片斜坡，再下面是一个很大的操场，我们体育课和课外活动都在这进行。路的右侧是数十级的水泥台阶。台阶的上面是初中部的教学楼，学校的大礼堂就在一楼，面对大门。我第一次进入这座礼堂是新生开学典礼。高高的天花板和四周墙壁一样，粉刷得雪白，几盏枝形的吊灯和墙上的壁灯给整个会场提供了足够的光照，地坪参照剧场的做法，由主席台为起点斜斜升高，一排排可翻转的坐椅分三列固定在地坪上。主席台上方设吊灯，投射到台上，主席台外沿一排脚灯反射到台上。后来一位老师说，这座礼堂是结合教堂和会堂的功能设计的，当时在镇江没第二家。开学典礼上校长洪达瑛用她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致辞：同学们！我代表镇江市第二中学的全体教职工和高年级的同学欢迎你们……宽敞的会场，温馨的灯光，我至今记忆犹新。

从初中部大楼再向前走，是一个向下行的坡台。走下坡台，路的左侧是一幢带有地下室的大楼——高中部教学楼。我高中三年就是在这楼里度过的。这层楼的地下室名为地下，其实有一半是在地上的。在地下室外侧二尺外有水泥石块砌得很坚实的挡土墙。挡土墙和地下室外墙之间，建有明沟的排水系统，雨水再大，也不会有水进入地下室。地下室四周开有窗户，空气流通，阳光充足，东部用来做学生食堂，其余有的隔成贮藏室，放些锄、铲、扫帚、箩筐类的工具。一位姓王的生物老师见缝插针，带领生物小组的学生放上木架，种起了蘑菇，至于“产品”，当然是送到食堂了。痛心的是：这幢大楼几年前毁于一场大火。

从这幢楼向前又是一个操场，一幢两层学生宿舍楼就在南侧。楼的东头，立有一个当时在镇江独一无二的钢质水塔，因水厂压力不够水供不上而自建的。

在宿舍楼的西头还有一座实验大楼，是学生上实验课和存放各种教学仪器的地方。我在这里见过显微镜、天平、法拉第尖端放电仪等。这幢楼由青红砖相间砌成，上下两层，走廊内包，外栏杆下部镂空，尖型瓦楞顶，十足“洋味”。在我们六二届高三甲班毕业三十周年的聚会上，一位姓徐的老校长自豪地介绍，这座楼的造型、结构、内部设施是十九世纪典型的西洋风格，在长江沿岸已很难找到了。

二中还有一座“小白宫”，校长室、教导处、总务处全在这里。“小白宫”环境幽静。屋脊尖尖，洋瓦盖面；壁炉烟道立于屋角；几个“老虎窗”蹲伏在屋面斜坡上。外墙窗户呈圆拱形，双层。外层是活络百叶窗，防风、防尘，内层玻璃，通光透亮。室内的装潢也是很讲究。壁灯、吊灯一样不少，护墙板、地板油漆铮亮，深棕色的色调与雪白的墙壁协调。

岁月冲淡了记忆，那时的人和事大多淡化成了模糊的影像。然而有两位老师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一位是班主任王岱云老师，兼教我们俄语。王老师是一位学者型的老人，高大的身材，宽阔的脑门，戴一副眼镜，一年四季除夏季外，都是西装领带。即使隆冬外加大衣，领带也打得挺括。他天生一副浑厚的男中音，讲课时抑扬顿挫，很能抓住我们的注意力。炎炎的夏日，午后上课我们有点昏昏欲睡，这时他在读讲课文时漫步课桌行间，冷不丁叫你站起来回答问题，有时被提问的同学就会大眼望小眼。王老师叫你坐下后会习惯地说上句：“不要咪卡马嘎的”。意思是不要稀里糊涂的，要认真听讲。有时也会用手指在桌上一敲，说：斯努萨叶阶，夫里马介拉（俄语：请注意听讲），叫你大吃一惊。

为了激发我们学习俄语的兴趣，他还组织我们和前苏联的中学生通信。我记得和我通信的是莫斯科四十九中七年级（苏联小学到高中十年制）女中学生，名字叫叶莲娜，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教师。有时为了活跃气氛，调节情绪，他还会以他浑厚的男中音用俄语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

另一位是教我们语文的老师杨漱蔚。她和王岱云老师一样，教课认真负责，批改作文，标点符号、错字、别字，一一点出，评语中肯。如今她已经80多岁了，前些时我们还去探望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