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中央部门4月集中公开2013年“三公”预算情况后，截至8月7日，已有18个省份公开了本级政府2013年度“三公”预算。另外还有部分省份公开了部分组成部门的“三公”预算。调查发现，一些省级政府“三公”仅公布数字，公开程度落后于中央部门。统计显示，多个省份2013年“三公”比上年预算或决算有所压缩。（8月8日《新京报》）

很多人都在关注三公预算的“多与少”，这是有道理的。“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在三公经费居高不下的情境下，减少三公预算不仅是民心所向，也是转变作风成果的具体体现。

现代政府背景下，三公预算越高越丢人。但要看到，“多与少”是相对而言的，不同省份之间，不同年度之间，具体情况不同，所需支出也不同。同样是增加，有的增加是必须的，而且已经做了不加的最大努力；同样是减少，有的减少还有潜力可挖，减少之后还有很大浪费。

更何况，所谓“多与少”也有很大的“雾里看花”成分。比如，相对此前中央部门公布的包含出国人次团组、公车数量等信息的“三公”，这次省级政府的“三公”普遍较为粗略。有的省份只公布了本级政府“三公”各项的总数，公众很难通过一个数字看出“三公”究竟是高是低，合理还是不合理。而且，三公支出还存在“其他支出”，有些地方账面上的数据减少了，但实际并没有减少，只是化身、隐身到其他上面去了。

这就涉及钱该不该花，该如何花，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所说的，“并不一定减少了就是好，不该花的钱就是再减少也不对，该花的钱再多也要花”。因此，三公经费的关键，并不在“多与少”，而在于，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让公众明白是多还是少；到底有没有一个规定，让公众知道真实的三公支出。

很多人津津乐道于一盘鹅肝让芬兰央行行长丢官的故事。据媒体报道，前几年，芬兰央行行长在一次公务接待的宴会上，点了一盘20欧元的“鹅肝”菜。菜单公示后，这盘菜被认定为超标准，结果引起民众的不满，行长被批评为“贪腐”，最后不得不引咎辞职。这则故事的要害有两点，一是有明确标准，二是有详细公示——这也是许多国家规范三公支出的一个经验。

我国香港也是这样。香港每笔公务接待都须有明细的清单，鱼翅、鲍鱼之类名贵菜禁止上桌。午餐、晚餐的人均上限标准，分别是350港元、450港元，而且菜品最多6道，吃不完打包带走。有标准有公示，三公支出是多还是少，合理还是不合理，一目了然，藏不了拙，做不了假。推行这样的标准、这样的制度，比通过“多与少”来进行简单的“排排坐”，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不从法律、财务制度、社会监督及舆论监督上做文章，没有明确标准，没有详细公示，三公支出“多与少”，很可能是自弹自唱。即使少了，也可能只是“一阵风”。因此，别只盯住三公经费的“多与少”，还要关注现象背后有没有制度安排。有了标准，有了公示，公众就能知道“真少”还是“假少”，有没有继续少下去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