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曾长期在黑暗中摸索，直到遵义会议后才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首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全党逐步认识并接受毛泽东为自己的领袖，中国革命开始走上胜利的道路。这个过程是曲折而痛苦的。在这个过程中，任弼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明曾是对中国革命危害最为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抗日战争爆发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这实际上是要党放弃独立性，一切听命于蒋介石。

毛泽东等不同意王明的观点，双方出现严重分歧。由于王明自称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不少同志一时难以明辨是非，产生了某些思想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向共产国际全面说明情况，以获得支持。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政治上十分成熟、办事稳重细致而又熟通俄文的任弼时，认为他是前往共产国际履行这一使命最合适的人选。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的情况。4月，任弼时抵达莫斯科后，先后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两次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情况，阐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军事战略方针及相关政策，包括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正确主张。

在报告中，任弼时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他说，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他指出：“毛泽东同志才是我们党的领袖。”

任弼时的正确陈述，对共产国际影响很大，他的报告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使共产国际真实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情况。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讨论，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对日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

7月，王稼祥回国，由任弼时接替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这实际上表明共产国际明确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

上述史实充分说明，任弼时为共产国际了解和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承认并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起到重要的作用，为确立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立了功。

1940年3月26日，任弼时卸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任弼时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不久又担任党中央秘书长，负责书记处常务工作。从此，任弼时参与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

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任弼时处理问题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叶剑英对任弼时有一段形象的赞语：“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初回延安时，任弼时住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蓝家坪，而毛泽东住在中央军委所在地杨家岭。为了加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任弼时着手建立了一个电台，于1940年11月开始正式收发报。这部电台供毛泽东专用，凡是从共产国际发来的绝密电报和“万万火急”电报，均由任弼时亲自翻译；毛泽东发出的电报，翻译成俄文后，都经过任弼时校审定稿拍发。为了工作方便，任弼时的住所也搬到杨家岭，以便随时和毛泽东联系协商工作。

不久，任弼时协助毛泽东领导和组织整风学习运动、大生产运动及精兵简政等工作。

在整风运动中，任弼时全面回顾了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他说，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论著，认识到毛泽东在理论上“提问题敏锐、明确，掌握统一战线有功绩”，加上季米特洛夫的嘱咐，提高了对毛泽东的认识。回到陕北后，又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及有关战略问题的著作，认识到毛泽东之所以正确，“是基于坚定立场和正确思想方法”。质朴的言语中，表现出对毛泽东的佩服和信赖。

在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后又抛出“自救运动”，大搞逼供信。任弼时发现问题后，几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提出必须马上纠正。后来，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两人商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针。随后，中央又制定了九条，使整风运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那个时候，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泽东。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新的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这一决定不仅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而且实现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党的七大时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即，任弼时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又委托任弼时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任弼时作为大会秘书长，代表主席团宣布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他在开幕词中特别指出：“在24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了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这次大会，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