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

镇江焦山

镇江人对金山四件“镇山之宝”知之甚多，尤其是苏东坡的玉带。除玉带外还有三件是：公元前九世纪周宣王时铸造的周鼎、三国时诸葛亮平定南方孟获时缴获的铜鼓、明代文征明手绘金山图。其实，焦山除瘗鹤铭外，也有四件“镇山之宝”：西周古鼎、汉定陶鼎、杨文襄公玉带和杨继盛题诗与墨迹，这其中的第二和第四件，全是阮元赠送给焦山的。因而才有“金山玉带焦山鼎，前有苏公后阮公”之说。

阮元赠送焦山“二宝”

阮元于嘉庆七年（1802年）九月，将西汉定陶鼎赠送给镇江焦山。他的《置西汉定陶鼎于焦山》一诗，前有序，记载了西汉定陶鼎的大小尺寸，铭文考证。此鼎来头不凡，是西汉元帝之子、哀帝之父、册封定陶共王刘康的家用器皿。定陶故城，在今山东曹州定陶县西南。阮元说：“予得此鼎，因思焦山只有周鼎，若以汉鼎配之，经史引征，可增诗事。爰以官牍达之镇江府丹徒县，付焦山寺僧永守之。并加册于椟，绘图拓恤钤印，备绿诸事。时嘉庆七年季秋月。”

吴延琛作《西汉定陶鼎》“瘗鹤铭古耀崖壁，海云堂迥来松风。僧寮清供曷需此，要与山水传无穷。名人举动辄不朽，忌以玩物娱心胸。金山玉带焦山鼎，前有苏公后阮公。”

阮元还赠送给焦山“杨继盛题诗与墨迹”，并为此作“送杨忠愍公墨迹归焦山记”。跋文中介绍“杨忠愍公墨迹一卷共五幅，一为《开煤山记》，一为《谪所苦阴雨述怀》，一为《哀商中丞诗》，一为《元旦有感》诗，一为《与王继津书》。”

杨继盛 (1516一1555年)，字仲芳，号椒山，河北容城人。嘉靖二十六年(l547年)进士，官至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他生性耿直，刚正不阿。任兵部员外郎时，鞑靼首领俺答数次入寇，咸宁侯仇鸾请开马市以和之，杨继盛上书《请罢马市疏》，力言仇鸾之举有“十不可五谬”。嘉靖皇帝却听信仇鸾对杨的诬陷，将杨继盛下狱，杨饱受牢狱之苦，被贬甘肃狄道典史。《墨迹》中的《开煤山稿》《哀商中承》《苦阴雨》《元旦有感》就是在这时写的。仇鸾死后，杨继盛被二次起用，当时奸相严嵩掌权，想拉拢杨继盛为其党羽，一年四次升迁，但杨继盛憎恨奸臣严嵩胜过仇鸾，到任刚一个月，便弹幼严嵩“五奸十大罪状”。昏庸嘉靖忠奸不辨，听严嵩构陷之言，又下杨继盛于狱中，受尽酷刑。《墨迹》中的《与王继津书》为此时所写。杨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被害。年仅四十岁。到明穆宗才为他平反，赠太常少卿，谥忠愍。

杨忠愍公墨迹在其被害后，辗转流传，至清嘉庆年间，才传至时任中承的阮元手里。阮元视为至宝，为其能世代相传下去，拟归之焦山。原因有二:一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杨继盛擢迁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北上就职时，于京口，会当时著名古文家唐顺之，同游焦山，做诗“杨子有心渡扬子，椒山无意合焦山；地灵人杰天然巧，瞬息神游万古间”，此诗碑藏于焦山碑林中。天启年间，杨继盛平冤后，镇江知府王秉鉴为褒扬这位忠烈的浩然之气，在坐镇中流的焦山上，将佳处亭改为仰止轩，设杨忠愍公神祠，作永久纪念。原因之二，阮元在《送杨忠愍公墨迹归焦山记》中写道:“卷帐之藏，昔人比之云烟过眼，若贤忠之遗迹，史志之文献，固未可等量之，唯是子孙少不肖，非饱蟑蠹即归鬻失，平泉草木，能终不与人哉。世家秘阁之藏，不如名山僧寮之寄，较然明矣!”其大意是:一般图书的收藏，从前人们把它比喻为过眼云烟。但贤良忠臣的墨迹、史志文献之收藏不能与一般图书等量齐观，后世偶尔出现不肖子孙，不被虫蛀，就会被卖掉，如唐朝李德裕那奇花异草、珍松怪石的平泉庄园终归易主。世家秘阁的收藏，不如名山僧寮的寄藏更加为世人所知从而流传久远。所以，“嘉庆丙寅(嘉庆十一年，1806年)，僧秋屏请改立忠愍公主于焦隐庵后屋中，元稍葺新之，重题木扁”。然后将收藏的杨继盛墨迹送至焦山仰止轩中。阮元为了能使杨忠愍公墨迹能在焦山永久保藏，不致被人骗去，还规定:“如摹刻墨迹，抄写书志，只可在山为之，勿令俗夫持去也。”由此可见，《墨迹手卷》最后归藏于焦山，这在当时很具有历史意义。

阮元向焦山赠汉鼎和杨忠愍墨迹之义举，真乃文人雅事。在收藏之风盛行的今天，我们究竟应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文物古玩，我想二百多年前的真正文化人已经为大家作出表率，阮元当时的做法确实体现了一种开明、超前的理念。

阮元也是研究“瘗鹤铭”的权威人士。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梁章钜以新购《瘗鹤铭》旧拓本呈阮元，他鉴定为真旧拓。“丁儿从吴门以重价购得《瘗鹤铭》旧拓本，有翁覃溪师跋，然楮墨未精，颇无神采，尚不及余斋旧藏之残拓一纸。今年携至扬州，呈云台师，以为真旧拓也。惜止七字耳。未几，从孟玉生处购得一册，存二十五字，册前有姜镛题八分字，似是康熙年间所作。”(梁章钜《瘗鹤铭旧拓本》《浪迹丛谈》卷九)

阮元创建“焦山书藏”

焦山书藏由阮元首倡，这是他继创办灵隐书藏后，创办的又一重要书藏。嘉庆十八年（1813年），阮元任漕运总督，这年春天，他在瓜洲和好友焦山诗僧借庵、诗人王豫商定在焦山设立书藏。嘉庆十九年（1814年），阮元命丁百川等人在焦山西麓海西庵内建起了藏书楼，取名“焦山书藏”，阮元作《焦山书藏记》，书匾额，并捐赠许多藏书。

1929年，柳治徵、陈去病、庄蕴宽等20人在焦山设立焦山书藏委员会，聘请学者张东山先生居山校书编目，张病逝山阁后，又请其担任江苏国学图书馆编辑的儿子张祖言继其事，以后又请项燕北先生相助，按照图书的内容，对焦山书藏的藏书进行编目。1934年秋天，完成了《焦山书藏书目》六卷，分经、史、子、集、志、丛六编，著录藏书1834种，2041部，34447卷，12122册。可惜，正当焦山书藏以崭新的面貌对外开放，即将发挥更大作用之际，抗战爆发。1937年农历十一月十日上午，焦山沦入敌手，焦山我守军和民众遭枪杀，各庵收藏被抢夺，焦山书藏被焚烧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