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878年发行第一枚邮票以来,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 集邮是邮票诞生之后出现的一种世界性的群众文化运动，是最为普及、参加人数最多的收藏活动。镇江是重要水陆交通枢纽，也是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商业发达，清末民初就有了集邮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镇江的邮票交易市场最早出现在大西路邮电局门口及毗邻的大华电影院附近,当时大西路是镇江最为繁华的商业街，人气最旺。大西路邮电局内西侧设有邮品专柜，墙壁上挂有七八只镜框，黑卡纸衬底贴有不少中外邮票，一张长玻璃柜台上，放置了邮电部新发行的纪念邮票。还有邮册、“袋票”（俗称杂邮，5分钱一袋，每袋有10张信销票，碰到运气好，正好有自己缺的可配成套）、护邮袋、放大镜、镊子等集邮用具。许多集邮爱好者聚集在这儿，多为中小学生,也有不少的成年人，因集邮是一项集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为一体的课外活动，青少年们对被誉为“国家名片”的邮票都爱不释手, 男孩子很少有不集邮的，每天下午上学前、放学后及星期天总要到邮市来看看。中小学生们不光在邮局里面看，还拿着各式各样自制的集邮簿到外头空场上去交换邮票，相互交换集邮簿翻看, 手拿镊子小心翼翼地镊出邮票，神情专注地察看邮票的品相，想将散邮票配成套或用重复的邮票换自己喜爱而又没有的。邮市以交换为主买卖为辅, 集邮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集邮者之间的交换，换复票、零票、配套票，通过交换，彼此间互通有无。交换邮票的档次参差不齐，当时很少有现金交易，如果你没有对方所需的邮票，则交换不成,你若提出买票就需谈妥价格。

当时学生集邮，主要是集信销票，而集旧票却要付出相当的努力：搜集、整理、配套、交流，都有许多的曲折和乐趣。我从小住在老城区，附近有10来户人家，经常有邻居收到信件。从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只要看见有人寄来信件，我赶紧就去请邻居把信封上的邮票给我，还向亲朋好友讨要,把邮票一一剪下集中放在水里浸泡，小心翼翼地剥离、晾干、压平。每当得到一枚渴望已久的缺票时，往往会高兴好几天。当自己十分喜爱而又交换不成时,才无奈地问对方“能不能卖给我,多少钱?”因那时兜里的零花钱实在少得可怜,根本买不了成套的邮票,只可买单张的缺票。我曾为挑拣一枚第26届乒乓球世界锦标赛10分的缺票,在邮市转了一个多月。

集邮是知识和友谊的桥梁，随着集邮知识的不断普及，集邮爱好者逐年增加,1963年至1966年，大西路邮局的邮市人气最为旺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集邮作为群众性文化活动很快恢复，越来越多的群众积极参与集邮活动。随着市中心的东移,邮票公司设在了大市口邮局, 邮市也随之迁至大市口邮局及旁边的巷内。邮局的北侧设有邮品专柜，墙壁上挂的镜框有十几只，陈列的都是新发行的邮票,连后来炙手可热的邮票，如徐悲鸿的“奔马”、云南山茶花、红楼梦、齐白石作品选等都有售,那时人们工资普遍较低，难得有人购买。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邮市不断升温，1980年发的T46庚申年猴方连竟然被炒到近万元，可买一辆当年风头正健的雅马哈摩托车，一些热门邮品的涨幅令人咋舌,令不少人眼热心跳怀揣发财梦抱着赌博的心理进入邮市，也有从股市转战邮市的，带入大量资金收购邮品，不是几套几套地买而是成版、成册、成本的购入，邮票贩子也空前活跃。他们从中西部城市低价收购邮品，然后到东部沿海大中城市高价出售。贩子背着、拎着装有邮品的包、皮箱，拿着折叠桌、椅、马扎在邮电局旁的巷内摆摊，有的干脆站在路边交易，几乎没了邮品交换，大多为现金交易，看中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全凭眼睛来鉴别优劣、真伪。有些人看到邮品被炒得这样火热,以为这是一条发财的捷径，纷纷跟风进入，甚至一点集邮知识也不懂，看别人买也跟着买。一时间邮市从早到晚热闹非凡，夜幕下还有不少人借助路灯继续交易。因涉嫌非法设摊影响市容，几经驱赶但仍有几张老面孔东躲西藏始终不肯离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邮市滑入低谷，一些新邮票还跌破面值，投资者、集邮者纷纷抛售离市,至今仍未完全复苏。镇江邮市迁至山门口艺术世界楼上，终因人气不足未能成市不了了之,自此镇江就再也没了邮市,只是偶尔在古玩市场的角落看到摆放着零星的邮品。如今资讯业异常发达，人与人之间已极少用写信来联系且新邮票面值偏高还超量发行，玩邮票的人少了许多，但仍有一批集邮爱好者不改初衷，经常聚集在一起赏邮、读邮、研邮、品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