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佚名，原题为：《揭秘邓颖超未被执行的遗嘱：为何无人敢照做》

中央政治局当然同意了他的治疗方案，于是，于1991年8月1日下午，由吴蔚然大夫主刀，为邓大姐实行了“胃漏”手术，手术结果非常成功，于是延续了邓大姐一年多的生命。但是，1992年7月1日，邓颖超病情再度告危，专家们再次紧急会诊，然而已无力回天。就这样，她至死也未能实现她生前亲笔写的遗嘱安乐死。她希望自己能做一名移风易俗的带头人，可惜她未能办到。

邓颖超要他们：“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免增加有关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第二条：“我得病的时候，或我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那时候抢救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延续那么一两天的生命，搞得医生和病人都痛苦。我看报纸上说美国有一个安乐死医院，人老了，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就可安静地没有痛苦地死去，我看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邓颖超1992年7月10日与世长辞，享年87岁。在她生前曾留下两份遗嘱：一是在她逝世时公开发表的遗嘱；一是1982年11月5日，即与她第一份遗嘱隔四个月后，写下的未公开发表的遗嘱，这份遗嘱是邓颖超亲笔写在两页普通的信纸上的。题目是：委托下列同志办的几项事。她写的下列同志是：杨德中、李琦、赵玮、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她嘱托他们“组成小组”，“请杨德中负责主持”，“赵玮协助”，然后请这个小组在她病危和谢世时办理相关事宜。

这6个人都是干什么的呢？杨德中当时是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共中央委员；李琦曾在总理办公室工作过，后来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副主任；赵玮是邓颖超多年秘书；张佐良先后做过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保健医生和警卫秘书；周秉德是她的亲属，即周恩来三弟周同宇的长女，时任《华声报》副社长。

邓颖超要他们：“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免增加有关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第二条：“我得病的时候，或我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那时候抢救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延续那么一两天的生命，搞得医生和病人都痛苦。我看报纸上说美国有一个安乐死医院，人老了，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就可安静地没有痛苦地死去，我看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可是，当邓颖超大姐病危时，能有哪一级组织和哪一个人敢于出面拍板，来实现她的遗嘱呢？没有，当时没有一个人敢出面拍板照她遗嘱去做。

1991年7月27日，邓颖超因高烧肺炎住进了北京医院。在这之前，她进食已非常困难，生命垂危，她要求不要抢救了，可是没有哪一位领导和医生肯这样做！别说她是一位对中国革命有巨大贡献的老人，就是一位普通百姓，当她病危时，岂能眼睁睁地看她死去。特别是负责她病情的主治医生更是信心百倍，决心尽最大努力抢救这位老人。

曾为周恩来做过多次手术的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大夫，首先提出要为邓大姐“造一个胃漏”，即在胃上打一个口，这样可保证她能延续一至两年以上的生命。

中央政治局当然同意了他的治疗方案，于是，于1991年8月1日下午，由吴蔚然大夫主刀，为邓大姐实行了“胃漏”手术，手术结果非常成功，于是延续了邓大姐一年多的生命。但是，1992年7月1日，邓颖超病情再度告危，专家们再次紧急会诊，然而已无力回天。就这样，她至死也未能实现她生前亲笔写的遗嘱安乐死。她希望自己能做一名移风易俗的带头人，可惜她未能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