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晚，湖南经视的两名记者在采访“临武瓜农与城管争执后死亡”一事的过程中，被湖南临武五六名警察用粗木棍殴打，两名记者头部、肩部和背部不同程度受伤，脚上有大约6厘米的伤口。采访车和两部手机被砸，其中一部手机不知去向。（7月18日《新京报》）

2010年12月，记者在辽宁葫芦岛市建昌县政法委办公室拍到有人打牌后遭对方威胁：“小心你的小命”；前不久，两名记者赴渭南市潼关县一家发生多起伤亡事故的金矿采访，遭到当地国土局有关人员殴打，一位局长更是破口大骂：“不相信，让你娃今天死在我这里”……眼下，记者在正常的采访过程中遭到湖南临武警方殴打且威胁“让你们死在这里”，可谓暴力对抗媒体监督的又一典型。

不得不说，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在面对好事坏事之时，对信息的公开透明往往采取截然不同的双重标准：一有好人好事就生怕传不到千里之外，但一发生类似天灾人祸、群体事件等所谓“负面”新闻，就生怕消息“出门”。不难理解，一些官员之所以在应对坏事时习惯性地玩“躲猫猫”，是出于对当地形象的维护，出于家丑不可外扬——这些官员在面对有可能“影响政绩”之事件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家丑不可外扬，进而极力掩盖，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显然，殴打记者印证了有关方面正试图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并试图按照自己“捂盖子”的方式让人们被动地获取信息。殊不知，如此欲盖弥彰的捂盖子只会引起更多猜疑，使问题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因为信息的不畅而搁置、积累。好比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却还使劲捂着盖子，结果只能是连壶底都被烧穿，捂出更大的负面新闻；而盖子一揭，尽管有可能会烫着自己的手，但沸腾的民意也就会变为蒸气慢慢消散。

拿临武警方殴打记者事件来说，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城管究竟有没有用秤砣打死瓜农、警方究竟有没有凌晨抢夺瓜农尸体以及追打围观者，真相并不明朗。此等引导舆论的关键时刻，当地却上演殴打记者这么一出，如此一来，势必给外界造成此地无银三百两之糟糕印象——也是真的是发生很不光彩之事，不然何以害怕记者捅出去呢？

应该说，捂盖子思维源于对自己手中权力有一种过分自信，认为依靠权力可以让知情者闭嘴、让媒体消声，另一方面则源于掌权者短视的监督恐惧，害怕丑态曝光对自己不利。而站在公众的视角，当媒体利用合法手段捍卫正当采访报道权，维护舆论监督环境，却要被某些人视为“敌对势力”，进而招致打压，那人们就不得不怀疑此种“权力”是不是已经异化？

最后，回顾所有民众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较为满意的范例，不难总结出规律，那就是遵循一个最聪明最基本的处理经验，即遇事不捂，实事求是，直面对待。唯有充分认识到了坦诚以待是平稳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让谣言止于信息公开，让舆论趋于平和理性。如果每次出了事只知道手忙脚乱甚至不择手段地“危机公关”，拒绝监督，那还谈何打造负责任政府，谈何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