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校长陈吉宁给4000多名研究生上了一堂“良知课”。他叮嘱毕业生要做社会良知的坚守者,拒绝做“高知坏人”。

什么是“高知坏人”?陈吉宁转述一位外国企业家的话说,国际金融危机,不是由笨孩子造成的,而是由聪明孩子造成的。所谓的“高知坏人”,大概就是这类人:头脑聪明,受过良好教育,却不怎么讲诚信和责任,甚至违法犯罪,危害社会。

不可否认,社会上的确有不少这样的人,即钱理群先生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精明高知,长袖善舞,却只考虑个人私利,不讲公德和社会责任。这类人如果靠个人奋斗,只顾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对社会倒也无害；但如果他们掌握了权力或某种社会资源,这种权力又缺乏制约,对社会的危害,甚至比一般的贪官污吏更大。

现实中也不乏这样的实例。在毒奶粉、地沟油、污染环境、制假售假等良知失守的“坏事”中,经常有一些拥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充当“坏人”,为不法分子出谋划策、辩解背书。80后清华硕士副局长很快成了贪官,让人感叹高知未必有更高的防腐拒变能力；拥有“法学博士”“经济学教授”等头衔的醴陵市原市委书记蒋永清被举报落马,说明精通法律也未必更能遵纪守法。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反贪硕士班”的何家弘教授说,反贪专业的毕业生,如果将来成了贪官,也不必觉得奇怪。

这说明,知识学历的高低,和道德水平并没有必然联系。高知者不一定更有良知,当然并不意味着更容易成为“坏人”。只不过,头脑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更有条件掌握更大权力和资源,他们如果做坏事,对社会的影响更大,示范效应更坏。

如何防止高知变“坏人”?从根本上说,需要改进制度,建立规则,让钻营失信者付出代价,让违法犯罪者受到惩处,形成让人不敢做坏事、不能做坏事、不愿做坏事的制度体系。当然,这不仅是针对高”的,对所有人都适用。

然而,不失信败德,不违法犯罪,只是社会底线,对于知识分子,人们历来有更高的道德期待。在中国传统中,学问和道德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清华的校训就是“厚德载物”；在现代,虽然专业越来越细分,知识的工具属性越来越强,但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其行为仍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只不过传统上叫厚学养德、行为世范,现在叫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所以,在这个“不缺高知缺良知”的时代,知识分子对良知的坚守,仍然十分重要。制度当然关键,但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制度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一个个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组成的。制度不完善,不应成为随波逐流的借口。说得诗意一点,你就是制度,你怎样,世界就怎样。(丁永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