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长达9个月，为他历次视察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次视察期间，毛泽东以杭州为基本居住地，来往于上海、南昌、长沙、武汉之间，所思所行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酝酿“文化大革命”。直到6月15日，他才离开杭州，经南昌转往长沙。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极秘密状态下，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11天。据跟随毛泽东住进滴水洞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回忆，在这十余天中，毛泽东“任何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喜欢户外活动的毛泽东这次一反常态，仅让张耀祠等人用轮椅推着离开洞口不过三百米，而他的习惯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38—40页。

形迹隐秘的毛泽东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汉给江青写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断，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这封信外，毛泽东在这段期间有无其他抒发胸臆的文字？对此，外界长期不得而知，直至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人们才知道，毛泽东在1966年6月还写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谈他对“文革”感受的，只是他未注明写作此诗的地点。

毛泽东《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细细阅读毛泽东的这首七律，再来看他在1965年前后的思与行，大致可以触摸到他发动“文革”的初衷。作为一位坚定的革命家，毛泽东终生信奉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斗争哲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为此，不倦地领导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毛泽东执著地相信，唯有不间断地推进革命和阶级斗争，才能推动中国的进步，并永葆中国革命的青春。然而1959—1961年的特大经济困难造成严重后果，他个人的领袖威望也因此受到损害。

从6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已退入“第二线”，他的同事们虽然继续尊敬他，但过去的某些过激的思路和方法已被悄悄地进行了转换。正是在这时，敏感的毛泽东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巴卢库、卡博时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他“已经看出问题了”，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832页注释（1）。在这几年后，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刘少奇等所做的一切都背离了他的“路线”，“革命”也越来越像是博物馆的某种陈列。1964年2月，毛泽东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他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1964年2月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引自于曹英等著：《特别别墅——红墙以外的红墙》，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68—270页。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说，“我孤单一人”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漓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437页。。他断定，革命正在衰退。刘少奇等注重生产、常规、秩序的务实做法，与他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渐产生了矛盾，这愈益激起他的革命危机感，也促使他萌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