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流逝，时代的风雨，没能斩断我对往事的回忆。1940年冬，我受命带领7人组成的情报保卫工作组，从延安到八路军前方总部开展工作，执行搜集敌伪情报的任务。此后近8年时间，我一直战斗在太行山上，先是情报部门，后是城工部门，对我党我军情报人员冒着重重危险，潜伏在敌人心脏开展工作的机智勇敢，体会最深，始终不能忘怀。

　　打开八路军情报工作局面

　　自1938年从苏联学习回到延安，我在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包括其前身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学习和工作近3年。有一天，中央社会部领导找我谈话，大意是说，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我们军队对日军作战打了很多胜仗，为了配合战争，在隐蔽战线上，还需要加强斗争，决定组织一个工作组到八路军前方总部开展工作，任务是搜集敌伪军、政、警、特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供领导参考。工作方法上，可以派人打入敌占区，潜入敌伪内部，长期埋伏，以待时机。他又说，工作组共7人，由你负责，张箴协助，给你们配备两名电台报务员、一名译电员，便于和我们联系。另外，物色了两名干部，他们在敌占区有社会关系，到前方后设法派出去。你们到前总后，由中共北方局直接领导。你有什么意见？

　　我听后，感到担子很重，因为当时我在中央社会部任秘书长，主要抓行政工作，对业务工作很少接触，心中无底。我提出对这项工作毫无经验，很难做好，是否另派个负责人，我可以协助。他说不另派人了，经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有党的领导可以随时请示嘛！

　　我决心接受这一繁重的任务。我们一行7人，1940年秋从延安出发，经过战火纷飞的晋西北，越过敌人层层封锁线，用两条腿行军，走了两个多月，于12月到达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晋东南辽县武军寺村。

　　到前总后，我立即向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彭德怀副总司令、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刘锡五、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汇报。我把在延安时领导上分配的任务、人员状况、工作关系一一向他们汇报。几位领导当时商定，工作组由彭总直接领导，具体工作向刘锡五部长请示。工作组建制属前总司令部秘书处，我负责工作组的领导工作，我和张箴、宗韬对外称秘书，两个报务员编在司令部第三科，业务由我指挥，两名外出人员设法派出。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也逐步展开了。首先是选择符合打入敌人内部条件的派遣对象。领导上帮助选调，我们又到抗大去挑选，抗大总校领导很支持，前后选调了20多人，由张箴、席一先后负责办了三期训练班，学习结束后逐个派出。

　　1941年下半年，工作组改为司令部参谋处情报科，我任科长，直接受左权参谋长领导，不再向中央社会部直接汇报了。这年9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战略单位建立情报组织，要求八路军前方总部、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等各司令部成立情报处，任务是搜集敌伪、国民党的军政情报，调查研究其动向，进行部队侦察，查明敌伪军番号、兵种、武器、行动企图等，以便为领导提供决策的依据。1941年底，前方总部在原情报科和原来的技术侦察科（对外称新闻台）的基础上组建了情报处，处长左权（兼）、副处长项本立（原一二九师敌工部部长），处以下设四个科（1942年实行精兵简政，改为两个科），我任第一科（派遣科）科长。第一科的工作任务是：选调干部进行训练，确定派出方向、任务，为派出人员办理化装、经费、“良民证”等具体工作，规定联络点及接头暗号，组织回来的外边同志进行汇报，接收送回的情报，翻译往来密信，派一科人员到敌占区巡视工作，传达指示等。

　　潜伏在敌人的心脏

　　我们先后派出一批符合条件的干部，打入华北敌占区大、中城市和伪军、伪组织中，搜集情报，发展地下武装，对伪军进行策反，联络爱国进步人士掩护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由情报处直接派出的干部有75人，在敌占区建立了情报站和交通站。在城工部时期，他们又发展党员70多人，当时有140多名共产党人，分散在敌人心脏里活动。在派出人员中，先后有6人被捕牺牲，地方政府已追认为烈士，有2人被捕叛变，1人脱离关系。

　　情报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被派出人员克服不少困难、艰险，才站稳脚跟，隐蔽下来。例如，1942年从抗大选调的军事主任教员王文治和政治文化教员王伯彦夫妇，由总部情报处派去青岛，经过曲折，才搞到青岛“良民证”。因王文治离开家十几年，刚一回去，亲友们都有戒心，王文治只好跟一个卖菜的同乡学习卖菜。他每天整夜到远郊区买菜，拂晓到市里集市上卖，每天推着三四百斤菜车，来回走四五十里路，一夜不睡，上午卖完菜，回来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每天只能赚到二三元伪币，勉强维持两个人的生活，这样才转变了亲友们的态度。亲友们认为他肯吃苦，是个老实人。他父亲托人给他们办了“良民证”。他们夫妇这才成了合法“良民”。到年底又经人介绍，他潜入河北省遵化县，在伪治安军第三集团军第六团书记处补了个勤务兵。书记官看他字写得好，让帮文书抄写，称“帮写”。团部不设参谋处，一切收发文件、资料保管、拟定文稿、伪军调动、通讯联络、电台密码、人事变更等业务，均由副团长指挥书记处办理。王文治利用“帮写”后又提升为上士文书之便，搜集了不少伪军资料，由王伯彦带回总部情报处。王文治要求总部再选派一人，安插到伪军六团任职，我们又选派前总后勤部秘书科长邓芳钦随王伯彦到了遵化。经王文治推荐，邓芳钦潜入伪军六团书记处，王以后转移到另部伪军。邓芳钦能写一笔好字，工作积极，深受团长器重，由上士文书升任准尉司书。华北伪治安军是日军亲手组建的所谓正规部队，号称近20万人，治安军总部头目是大汉奸齐燮元，下属几个集团军。建制团是基层单位，从一个团的编制、武器配备、人员情况可以了解到集团军全军情况。王、邓二人职务虽然较低，但岗位重要。他们先后埋伏了3年之久，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为了在伪军里发展地下武装，1942年我们又从抗大上干科调军事教员张鸿烈和刘筱萍夫妇，派到敌占区北平工作。张鸿烈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过张学良部上校副官，参加过青年党，阅历丰富，军事素质好。到北平后，张鸿烈没有找到可靠的社会关系，后经他在保定的老师推荐，到河北省献县任伪军干部训练所所长，又由所长升为大队长、伪警备团副团长、伪县长兼保安联队长。张鸿烈虽然职务步步高升，但并非处处顺利，用他本人的话说：“三年中日本人对我时时怀有戒心，用各种方法试探我，我也用各种手段和他们周旋，他们始终没有发现我有什么破绽，艰难地度过了这3年。”比如，1944年5月，天津宪兵队来了个儿玉少佐，突然找张鸿烈说：“你的八路军说话。”翻译说：“让你把通八路军的事详细说出来，说了没事，不说不行。”张鸿烈听到后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日本人对他曾有过多次考验，他不显山、不露水地处处表现出为皇军“效劳”的“忠心”，得过几次嘉奖。他和我冀中八分区地委有联系，数次派人商量打假仗。在一次打假仗中，伪军损失惨重，为了消除日本人对他的怀疑，他勇敢地用自己的手枪打伤过自己右小腿，以表现对八路军作战的“坚决”。当时他想，今天是怎么了？是否有人叛变告密？他表面上很镇静，对日本人说：“我的情况，木村大队长最清楚，每次讨伐，我都走在前头，保安联队积极出去讨伐，这是有目共睹的，我对皇军没有二心，没想到今天竟落个通八路的罪名。”儿玉仍紧追问，他急中生智，以攻为守，不管三七二十一，摘下身上的战刀，卸下手枪，扔到桌子上，又扯下军衔和领章，扔到地上说：“我不干了，皇军愿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张能听懂一些日语，当时日本木村大队长替他说了许多好话，并说谷部队长（中将旅团长）还奖给他一把战刀等。儿玉一听，他还有来历，面孔有些缓和，从皮包中拿出4封匿名信给张鸿烈看，内容是：送出的情报收到了，枪、子弹、药品均收到，以后换个地方送……等等。张鸿烈只看了两封信就冷笑说：“这信不值得一看，这是八路惯用的圈套，想借你们手把我杀掉，你们日本人那么有办法，怎能相信这些信呢？”终于让日伪打消怀疑，他们又是让张鸿烈坐下，又是倒咖啡……以后张鸿烈分析，这是日本宪兵故意拿信来诈他，诈出东西来，可向上级报功，诈不出也没有什么关系。

　　1945年8月张鸿烈得到上级同意，率1200余官兵起义归队，投入我冀中军区部队，编为第二纵队，张鸿烈为纵队司令员。军区党委发了慰问电，前总参谋长滕代远发了嘉奖电。

　　情报人员不为名、不为利，为了不辜负党的使命，克服重重困难去完成任务。在这方面我深有体会。1944年冬，我曾到敌占区开封、北平、天津等地检查工作，亲眼看到开封情报站为了建立和前总联系的电台，他们煞费苦心地在卧室墙上挖开一个洞口，装上木板，放着妇女用的针线笸箩，打开洞口门，掀起后边木板，出现不到一人高的小房间，刚好放下电台和发报员。电台曾和总部接通，发过电报，后因配备了交通员，为了防止被敌人发觉，就没再继续使用。

　　难忘彭老总

　　几年来，我们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体会最主要的一条，是领导对情报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开始时，情报工作受彭总直接领导，我们到抗大调干部，他亲自写信给抗大总校副校长滕代远、教育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得到校方大力支持。我们在办训练班时，每期不到10人的训练班，彭总骑着马，到小山沟村亲自去讲课，学员们都深受感动。敌占区同志回来汇报工作，我清楚地记得，彭总盘着腿坐在老乡的炕头上，仔细听取贾建国对伪军头目齐燮元的争取工作，不时插话询问，最后指出：“齐虽已下台，在伪军中仍有影响，对这个工作不做，有点可惜，但不能抱过高希望。齐是封建、半封建产物，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思想上没有共同基础，但他是汉奸，到一定条件下，他是要找出路的，所以有可能成功。”

　　又如，情报处开始是左权参谋长兼处长。1942年5月在敌人“扫荡”中，左权不幸牺牲。8月，滕代远调前总任参谋长兼处长。他们对派出的主要干部，走之前亲自谈话，回来又亲自听汇报作指示，对重要情报亲自批示。

　　领导的关心和重视，不仅使情报工作能顺利开展，也给被派出人员增强了决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