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揭露美国政府监控人民的斯诺登爆料，美国政府随时可以读取任何人的电邮，让包括谷歌在内的网络公司巨头致函美国政府自清等事件，与他最新爆料，美国政府已入侵中国大陆与香港特区的网络多年，白宫在12号都以调查仍在进行为由，选择不予回应。（6月13日台海网）

这就是继维基解密事件后，全球最大的网络泄密事件——“棱镜门”。这位叫爱德华·斯诺登的29岁的年轻人看起来文质彬彬，如今却成了让美国政府最为头疼的“无法定义者”。由于美国政治构架和法律制度，斯诺登基本不会被定义为“政治犯”，而如果为了成功将引渡斯诺登，尽管美国与香港签署的引渡条约《移交逃犯协定》在1996年签署，1998年正式生效，这个条约仍然具有效力，并且被积极地使用，但是美国政府起诉他的罪名又需要和审判罪名一致，这个轻了不甘心，重了又难实现的定义该如何拿捏，是一个让美国左右为难的事情。

美国政府在为如何收拾烂摊子埋头苦干，以美国人民为首的全世界人民也对如何定义斯诺登的行为陷入两难，他是叛国者还是爱国者？

一方面，斯诺登无疑违反了美国政府1917年制定的《反间谍法》，在其岗位上以职位之便泄露了国家机密，威胁到了国家以及人民的安全，给打击恐怖分子活动添了乱，似乎以叛国罪对其质控并不显过分。

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信息窃听却有违宪在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明确保护了公民的自由权和隐私权，不仅美国公民的这些权益需要保护，全世界的公民都有不被侵犯隐私的权利。美国政府在标榜人权多年后爆发的“棱镜门”事件，在对人权的侵犯上，危害并不比尼克松时代震惊全球的“水门事件”小。

在如此矛盾的境遇下，爱德华·斯诺登说出了“良知不容美政府侵犯全球民众隐私”。他的挺身而出带着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让无数人振奋，斯诺登似乎成为了一名黑夜里披着斗篷的人权斗士，正以无尽渺小的个体用自己的方式撼动着无尽庞大的权力。

这一幕让人觉得似曾相识，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封底曾经印着这样一句媒体评价，“1985年来临了，我们所幸的是《1984》并为成真”。可是现在看来，原来《1984》一直在偷偷进行，只是全世界都没有发现“山姆大叔正在看着你”。可是别忘了，在《1984》里最终是以热爱老大哥作为结束。不论是《1984》还是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一部部经典的反乌托邦式的寓言小说无一不是以悲剧结尾。我们不难看到，现实和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只不过是一个庞大国家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即使有什么非分之想，也是蚍蜉撼树。就算以无比激烈的行为想挣脱枷锁，老大哥换上另一个螺丝钉就好了，机器照常运转，人们照常排队散步。正是这些寓言，给斯诺登的蒙上了一层悲壮英雄的面纱。

站在严苛的法律角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犯罪的工程师，而在良知的角度，我们面前又是一个为人类自由奋斗的年轻人。一个背后是国家的主权，另一个则被一个个独立的人权簇拥。先有人权才有主权，还是只有主权完整才能谈得上保障人权？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全是悖论的判断，基于不同立场我们将会得到完全对立的结论。

这一切都因为网络时代的发展实在太快，现实的制度和约束还来不及足够完善。在很多问题上人们认识的分歧，正是说明了我们缺少统一的标准来衡量。爱德华·斯诺登无可否认地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先行者，在美国的关照下，他未来必将命途多舛。等待他的要么是永久的“政治庇护”，要么则是遣送回国的司法审判。尽管在白宫的请愿签名中已经有两万余人为其“求情”，但是他最终依旧难逃法律的制裁。

如何选择立足点评价斯诺登已经无关紧要，无论落到他头上最终的是光环还是锁链，亦或二者得兼，我们都无能干涉。我们可以做的是紧紧抓住这位先行者抛给世界的问题，网络信息时代的秩序应该如何建立与完善。目光放长远一些，我们就可以看出，斯诺登已经是一位正在奠基世界网络信息秩序的开垦者，而在另一些人眼中，他已经被定义成为秩序的“殉道者”。

我们要记住“良知不容政府侵犯任何民众的隐私”，要立足一个个具体而又生动的人，通过一条条制约而不冲突的法案，才不枉爱德华·斯诺登，这位为奠基新世界网络秩序的“殉道者”。（杨公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