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意义非凡的首渡，韩先楚在《跨海之战》中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写道：“第一支利箭射中了!”

　　而徐锐写的纪念韩先楚的文章《将军归去 雄风犹在》，则是这样描述：“韩先楚军长亲自组织先遣营的偷渡登陆作战行动，他送走先遣营后，与该师领导同志一直守候在无线电台旁。他整夜未眠，亲自掌握先遣营的航行及登陆情况，直至先遣营登陆成功，突破敌军防线，胜利进入五指山我琼崖解放区根据地，他才轻松地出了一口气。此举不仅加强了琼崖我军力量，更重要的是为我军大举渡海作战，提供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为全军上下树立大海是可以战胜的，跨海登陆依靠木船完全可以解放海南的坚定信心。”

　　本来43军的偷渡是与40军偷渡同时进行的，都选定在3月5日。因为参与偷渡的43军128师383团方向没有起风，由此兵团司令部作出停止启航的决定。《第四野战军战史》中写道：“兵团领导同意两个加强营于3月5日晚同时实施偷渡，但因5日第43军加强营航渡方向无风，无法实施偷渡。邓华决定，第40军加强营按计划偷渡，第43军加强营待有风后再行偷渡，这样还可以造成守军错觉，收到奇袭之效。”

　　40军119师解放涠洲岛

　　3月5日，40军119师356团，由师参谋长夏克率领由北海出发，6日2时在涠洲岛会合登陆，经激烈战斗，l2时解放涠洲岛。新华社海南前线(1950)四月二十三日电说：“自六日午夜二时到次晨十时，全部战斗历八小时，涠洲岛解放了。我军俘匪‘广东省民众反共自卫救国军南路指挥所’上校参谋长甘宗正以下四百三十六名，毙伤十六名;缴获迫击炮、六O炮七门，以及其它武器弹药甚多。”

　　《第40军海南岛登陆作战》是这样写“夺取涠洲岛”的：“356团在师夏参谋长率领下，于三月五月由高德圩起渡，被敌发觉，我为迷惑敌人转向白虎头隐蔽待命。于六日十九时由白虎头向涠洲岛进发。于七日二时许突然登陆，打敌措手不及，于十时迅速全歼了敌人，缴获好船三百余只，并首次创造了木船打伤敌炮艇的范例。”

　　解放涠洲岛，最大的意义是119师缴获300余艘木帆船，保证了第40军全军渡海作战船只的需要，为40军渡海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韩先楚在1958年写的《跨海之战》中说：“涠洲岛解放了，五百多敌人无一漏网，四百多只木帆船全部为我缴获。这对我军大举登陆海南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打涠洲岛是为了解决船只问题，这到底是谁的主意?韩先楚说：“一天，从涠州岛逃回一个渔民，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情况，盘据在那里的所谓‘广东反共自卫军’，劫持有四百多只民船，全是多篷多桅的大船，可用于渡海作战。这个情报，又使我们有机会运用‘夺取敌人装备，装备自己’这个法宝了。经过四野和兵团首长批准，我们发起了一个向敌人‘要’船的战斗。”

　　来自“从涠洲岛逃回的一个渔民告诉我们”消息的说法，在刘振华等的纪念文章《战功卓著 光耀千秋》中得到证实：“涠洲岛逃回来一个渔民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情报，岛上500多敌人劫去了400多只双篷双桅的大船，控制在涠洲岛上。先楚同志立即让解方副军长去北海市组织了一个加强团进行一次夺船战斗。这次战斗消灭了岛上全部敌人，夺回400多只双篷双桅大船。‘土炮艇’在这次战斗中发挥了威力，将敌‘海硕’号军舰击伤，另一艘‘海狗’号敌舰仓皇逃窜。”

　　但是，杨迪在他所著《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则说在1950年初，他就提出突袭涠洲岛以解决渡海船只问题。他对邓、洪首长说：“据我们侦察了解，在雷州半岛以西，北海以南25公里的海域中，有一个涠洲岛，面积约25平方公里，钦州湾和雷州半岛西部的大渔船大约有300多艘，都逃到那个岛上去了。

　　该岛守敌自称：‘广东省民族反共自卫救国军南路指挥所’，还有敌人海军陆战队1个连，连同还乡团、土匪和国民党县政府人员共有700余人据守。敌人海军第3舰队派有2艘炮艇负责巡逻警戒。敌人企图依托该岛，作为我方侧后的前哨据点，牵制雷州半岛西侧我军的渡海准备。我们建议：令40军派一个团的部队乘船偷袭涠洲岛，这样既能抢到那300多艘大渔船，又可拔掉敌人在我侧后的一个钉子。”邓华司令员略作思考后，说：“这些大渔船我们一定要搞到，侧后的这个钉子一定要拔掉。但是，暂不要动手，不要打草惊蛇，待我军实施第一次偷渡时，同时干掉它。你可以告诉40军作这方面的准备。”

　　43军一个团的偷渡改为一个加强营偷渡

　　43军首次偷渡不成功，而延续到3月10日。这天，43军128师383团一个加强营(1007人)，在团长徐芳春率领下，乘木帆船21只，利用阴雨天，于13时自湛江市东南之硇洲岛启渡，实行偷渡。这是43军的第一次偷渡，是解放军的第二次偷渡，也有说是解放军第一批第二次偷渡。

　　偷渡中途风浪大作，他们从敌人眼前通过，绕到海口市以南，于11日先后在琼东北文昌赤水港至铜鼓岭一线登陆，并和接应的琼崖纵队独立团会师。12日到达文昌地区。l3日打破国民党军六个团的进攻，进入琼东根据地。兵团授予“渡海先锋营”的荣誉称号。

　　徐芳春后来在回忆解放海南岛的战斗历程的文章《难忘的五十七天》中这样回忆说：“(3月5日)我团由师参谋长率领，13时上船准备启航，但因无风，军指示暂停待风。之后，军党委决定由我和政治处主任刘庆祥带领我团一营执行潜渡任务。但几天来老天不作脸，由老船工组成的‘活气象台’天天坐在海边望洋兴叹，连战士们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他们把物资检查了又检查，武器擦了又擦，炸药包捆了又捆，给琼纵同志带的各种报章杂志包了又包，大家的心情都十分焦急，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大海，与琼纵同志会师，早日解放海南岛。至3月9日这一天，机会终于来了，‘活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明天有东北风，午后逐渐增大，天黑以后可达七级以上，同时还有暴雨，风刮的时间不会太长，但风力强，一个晚上满可以把你们送到海南岛’。这一消息一传开，好象给我们全体官兵注入了兴奋剂。大家都高兴地欢呼‘这一天终于到来了!’”“3月10日，天气果然变了，我们一营和配属的团炮兵连、警卫连、侦通连各分队共1000名指战员，登上了21条船，告别了专来为我们送行的军参谋长王一平、师参谋长孙干卿，团政委高诗荣、副团长郭建文、参谋长纪纲等，肩负着全军指战员的重托，离开了硇洲岛。船队浩浩荡荡驶向大海，冲向海南岛。”

　　因为先前43军是按计划实施一个团的偷渡，后来改为一个加强营偷渡，是在40军一个加强营成功登陆后，根据新的情况重新作出的决定。为什么43军一个团的偷渡要改为一个加强营?

　　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有很清楚的交代：“第43军部队在3月5日13时即上船准备启航，一直等到黄昏，天上、海上仍是风平浪静，根本没有起风的迹象，兵团邓华司令员果断地令该团停止启航，等待起风。在该军等待启渡的过程中，得知40军的加强营已于3月6日黄昏前顺利在海岛西北岸登陆成功，同时119师又渡海攻占了涠洲岛。这对43军准备渡海的部队既是很大的鼓励，同时也使他们更加按捺不住了，急着启航。在这种情况下，43军军长李作鹏、政委张池明，考虑到第40军加强营的偷渡成功，已经使海南岛上的敌人警觉起来了，海口市的敌人一定会加强空中和海上的巡逻，海岸上的敌人一定也会加强防御和警戒，该军领导为了使第一次偷渡能够成功，即向兵团建议该军先不以一个团偷渡，改为一个加强营偷渡。”

　　杨迪说：“为此，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在作战室研究商讨第43军的建议。经过讨论，邓华果断地说：‘大家都认为根据现在的情况，以及43军渡海航行要绕过海口市，难度是很大。先不用一个团，而用一个加强营渡海登陆，看看海口方面敌人的反应，我认为是正确的，我们想的都一致了。让杨迪起草电报命令43军128师改用一个加强营，等待风向有利时，即启航渡海到海口市东南预选的登陆地段，实施偷渡登陆作战。要他们24小时不间断地了解、掌握研究气象，并特别要请教有经验的老船工，这些活气象土专家对气象的预测，还是相当准确的呢。’”

　　由此来看，邓华在《雄师飞渡天险 踏破伯陵防线》中说，“报请上级批准由两个军各先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乘敌‘围剿’岛上我军，两侧海防有所削弱的有利时机，分别向海南岛东西两侧实施偷渡”，及洪学智回忆说“为了支援琼崖纵队的反‘围剿’斗争，加强岛上我军的接应力量，摸索渡海作战经验，决定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各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乘敌抽调兵力‘围剿’岛上我军、琼岛两侧海防有所削弱的有利时机，分别实施偷渡”，这些说法因为省略了细节，去因存果，故欠准确。

　　15兵团指挥所来到雷州半岛前线

　　3月20日，在解放军已经成功偷渡两次后，邓华率领15兵团指挥所进驻雷州半岛最南端的赤坎村，直接指挥渡海作战部队。

　　我们还记得，1949年12月31日，毛泽东给林彪的电报说：“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而林彪、邓子恢又遵照毛泽东的电示，于次年1月12日电告15兵团：“我们意见邓华同志应率轻便指挥(所)去雷州半岛，以便就近研究情况和组织协同动作。”

　　这就是说，兵团指挥所来到雷州半岛前线时，距离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已经“迟到”了三个多月。

　　而且，就是在3月20日这天，韩先楚以他和副军长蔡正国署名的发给15兵团和四野司令部并解方的电报中也这样说：“为使准备工作提前完成，仍望兵团指挥机构早来前面，以使及时解决问题和指挥作战。”

　　那么，兵团指挥所为什么拖延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到雷州半岛呢?杨迪在其著《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详细解说了海南解放进程中的这件大事。他写此段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回答“兵团前指为什么到3月20日才进驻雷州半岛南端的赤坎村的原因，以消除各种误传”。既然是为了“消除各种误传”，那么可能还是存在“误传”的。

　　杨迪将他的解释简要综合如此：一、对进攻海南岛的战役方针，兵团拟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最后大举登陆。1月10日毛泽东主席指示要搞几百个大机器船，兵团为此事即派洪学智到武汉、北京汇报、请示。四野首长决定派后勤部陈沂政委来广州与华南分局和兵团商量去香港购买机器与登陆艇，在这种情况下，兵团领导同志不能离开广州;二、两个军1月份才展开准备工作，兵团决定2月初在广州召开作战会议，研究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和四野首长关于进攻海南岛的多次电示、电令，兵团首长和司令部要为会议作好充分的准备;三、2月12日，毛泽东主席复电批准第15兵团进攻海南岛的作战方针后，邓华司令即准备率兵团指挥所前往雷州半岛。但中南军区兼四野在武汉召开会议，通知邓华、赖传珠首长去参加会议。1950年2月16日，四野首长致电40军、43军：“目前，邓、赖和我们开会关系，均不能直接指挥你们作战。因此一切行动盼由你们规定之。”这样，2月份兵团前指还不能去雷州半岛;四、3月上旬第一批两个军各以一个加强营实行偷渡，邓华、赖传珠首长请假从武汉回到广州，指挥偷渡。第一批偷渡成功后，邓华司令即决心立即率指挥所前往雷州半岛，直接指挥两个军第二批各一个加强团的偷渡。邓华司令要我组织指挥所先去雷州半岛，他仍返回武汉参加会议，并于3月20日赶到雷州半岛南端赤坎村兵团指挥所。

　　赤坎村在徐闻县城东南6公里的地方，这里是雷州半岛最南端，也是解放海南岛的最前线。杨迪说：“邓华司令员指挥特点之一是指挥位置一定要尽量靠前”，而一旦靠前指挥，来到雷州半岛前线，对军事决策的作用就快就显现出来。

　　邓华在《雄师飞渡天险 踏破伯陵防线》中，就这样回忆由改装机器船到改用木帆船的经过：“兵团指挥所三月二十日到达雷州半岛，具体了解两军作战的准备情况。两个军征集的木帆船集中起来各运送两个师已不成问题;同时了解到清明至谷雨期间有东北风、东风、东南风可以利用。根据以上情况，经报请上级批准，兵团修正了渡海工具以机帆船为主的方针，而改变为仍以木帆船为主。”

　　《第四野战军战史》中也写道：“此时，渡海作战的形势和任务相当紧迫。购买登陆艇的计划，因遭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没有实现。同时，改装机器船的工作也因缺少需要的机器设备而成效甚微。3月20日，邓华率第15兵团指挥所到达雷州半岛，了解第40、第43军渡海准备工作情况，并根据两军已征集到一批船只和清明至谷雨季节期间有东风、东北风可资利用等有利条件，经报上级批准，将广州会议决定的渡海工具以机帆船为主，改为仍以木帆船为主。”

　　邓华重申按时启渡实施第二批偷渡

　　这里既然出现“重申”两字，则说明可能有不按原定计划实施的意见出现。

　　3月22日，也就是15兵团前线指挥所进驻雷州半岛徐闻东南赤坎两天后，邓华与韩先楚的确因为意见不同而产生争论。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为了澄清“一个误传”，用很大的篇幅详细生动记叙了争论产生的原因与经过。

　　争论缘于韩先楚“建议40军提前全军先渡海登陆作战”。杨迪说：“因韩先楚同志要改变兵团原定计划，要40军一个军提前渡海，而邓华同志则坚持要按原定计划，40军、43军同时渡海。他们就是争论这样一个问题。并没有涉及到误传的用木帆船还是用机帆船渡海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