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动陈济棠虽不成功，但是在整个解放海南岛战役的过程中，在策动一些国民党官兵的起义，迅速瓦解反动阵营方面，还是很有成效的。

　　刘振华等的纪念文章《战功卓著 光耀千秋》同样这样写道：“韩先楚同志为了坚决贯彻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早解放海南岛的指示，在军党委会上提出，关于有的领导提出等待去港澳购买登陆艇和6个月以后再考虑发起海南战役的指令，不向下传达。解放海南的时间只能提前，不能拖延。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3月份以前完成。军党委会上一致同意，并做了决议。”

　　再如吴家民等的纪念文章《老军长永远在我们心中》这样写道：“参加这次会议的韩先楚军长和袁升平政委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作战时间如推迟到6月份，不仅延长备战时间，会使部队松劲，更将错过对我渡海作战最有利的东北风期而贻误战机。他们从广州给军机关发回电报，仍强调要‘积极准备，提前完成’‘积极改装机帆船，收集风帆船，自己派人购买机器，不依赖上级拨给’。广州会议之后，军党委会上，韩军长提出：‘关于去港澳购买登陆艇和六个月以后再发动海南战役的问题，不向下传达，解放海南岛的时间只能提前，不能拖延，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3月份以前完成。’军党委一致同意，并做了决议。接着军党委召开了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了兵团作战会议精神，又一次研究了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重申于3月底完成各项准备工作。”

　　这都表明，后来该军渡海作战准备得很充分，是有原因的。或者因为这样的背景，张正隆著以韩先楚为传主的《战将》(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提出这样的命题：“要不是他极力推动，海南岛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台湾?”

　　叶剑英派人策动陈济棠

　　邓、赖、洪2月9日关于海南岛情况及渡海作战方针致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请示电报中，还有这样的内容：“叶剑英同志曾派人去策动陈济棠。陈表示无兵权。六十四军军长张其中与六十三军之三十三师现有些线索。前粤敌突击支队司令张镇桓(有小炮艇五，机帆十五只)已有初步关系，他正在挖三舰队的墙脚，可能有些希望。另琼岛敌一师长想要我们四十万港币去收买。总之，目前形势下，敌漏洞是有的，看我们是否会钻，现分局已组织一策反委员会，在广州、琼州、雷州半岛分别进行，上层下层分别去搞，对港口敌守备则政治争取、经济[收]买双管齐下。”

　　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毛泽东十分重视秘密策反工作，在1月10日的电报中就这样要求：“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

　　叶剑英派人策动海南特区行政长官陈济棠，确有其事。据梁国武《陈济棠、薛岳在海南的最后统治见闻》(《广东文史资料》第17辑，1964年版)中说，陈济棠“在海南期间，中共也多方设法争取陈济棠起义或不到台湾，叶剑英曾托黄麟书的同邑进行游说，李洁之、彭智芳、卜汉池等陈济棠的旧部，在自己起义反正后也通过各种关系对陈济棠做了一些工作，但都不能改变他的态度。”

　　为什么策反不成功?其实陈济棠是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策反他诚属不易;但他“表示无兵权”，这倒也是实情。上年10月30日，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主席陈诚，奉蒋介石之命，自台湾乘专机飞海口视察海南防务。陈诚此行的结果，是由薛岳出任海南防卫总司令，陈济棠失去了海南的实权和主导地位，薛岳取代陈济棠成为解放军解放海南的主要对手。梁国武在回忆文章中，就专门写到由此造成的陈、薛在海南的矛盾：“海南警备总司令部的裁撤，对陈济棠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据说：这个策划，是陈诚所出的主意，目的是造成清一色的陈诚系势力。当时国民党手上只剩下台湾和海南两个基地，台湾已掌握在陈诚手，海南再交给陈系的‘打手’薛岳，陈诚就成了国民党内唯一的实力派。”“陈有一个时期，态度极为消极，既不到特区长官公署办公，复谢绝会客，每日唯携爱妾冯锡如在海南各名胜中闲逛。直至获得宋子文支撑，另行组织起三个警保师，才活跃起来。”

　　策动陈济棠虽不成功，但是在整个解放海南岛战役的过程中，在策动一些国民党官兵的起义，迅速瓦解反动阵营方面，还是很有成效的。

　　1949年5月29日，琼崖区党委作出《关于执行华南分局对于大军渡江后工作布置的决定》，要求加强敌内工作，迅速瓦解反动阵营，“在敌内工作有把握的条件下，应发动起义，一面削弱敌人，扩大

　　我军，把我军的进攻更前进一步，一面配合大军入粤解放全琼。”

　　由此开展策反工作，在携械起义的人员中，有敌大英山炮台台长李运元，敌海口军用机动电台台长郑炯昌，敌《民国日报》记者吴一声、叶源，敌陆军步兵学校总务处少将处长李湘武、人事行政处少将处长何素凡和敌教导师第一团部分官兵，敌海南警保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林荟材及其全团官兵等。这当中，尤其是4月24日林荟材率警保第一师第四团起义，影响最大。海南军区《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史料》编写组曾评价说：“警保四团起义是在我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和策划下进行的，是我党策反工作的胜利成果。这次起义成功，对于瓦解敌军斗志，配合我军追歼南逃残敌，迅速解放全岛，起了一定的作用。”

　　鲁湘云以木船打败军舰

　　2月22日夜晚，43军128师382团4连副排长鲁湘云(卢相云)，带领八名战士乘一条小木帆船在海上训练。因风停了，只好抛锚在海上等风。拂晓，敌人一艘军舰开过来，发现了这只木帆船，即向该船开炮。鲁湘云很沉着，令战士下到船仓内躲蔽，敌舰见船上没有动静，即开过来，离帆船只有几十米时，鲁湘云下令突然向敌舰开火，子弹和手榴弹都打中敌舰，敌舰遇到突然火力袭击，仓皇失措，不敢应战，开足马力逃跑了。这就是解放海南岛战役过程中，用木帆船打败敌兵舰的重大事件。

　　鲁湘云以木船打败了兵舰的英雄故事，成为解放大军的兴奋与骄傲。因此事发生在15兵团紧张运筹解放海南之际，也是解放大军在海上进行练兵的关键时刻，因而它对两个军全体指战员的鼓舞、教育与启示意义非常巨大。广大指战员坚定解放海南岛的信心，勇气倍增，情绪空前高涨，一时间你能打我也能打的豪言壮语，传遍各部队。指战员们纷纷请求首先渡海作战，争当突击船，要求打敌军舰。

　　黎友谅写的《漫记海南岛》(1950年7月10日至15日南京《新华日报》)，在记述鲁湘云用小木船打败兵舰的事迹后说:“这个消息立刻传遍了所有前线部队，卢相云被请着到处报告打兵舰的经过。‘谁说木家伙不能打铁家伙?’战士们的信心提高了，每当看见敌舰在海上出现时，战士们立刻跳土木船，架起机关枪追上去，敌舰却每次都是远远地乱放枪炮，急急地避开。”

　　鲁湘云给大家做报告打兵舰的经验，《海上练兵记》中就有记载，著者戴夫在二月二十四日中这样记：二营召开了全营军人大会，请卢相云报告打兵舰的经验。“没有打兵舰以前，”他说：“不知道兵舰有多么厉害;这一回打败了它，这才知道兵舰也不就是[纸]老虎。”他总结了三条经验：一、发现兵舰，首先要沉着，勇敢，有自我牺牲的决心。远时不打，近了一齐开火，便可以打败兵舰。二、不打哑吧仗，有的同志在战斗中害怕，就要提出口号去鼓动他。看见危急情况，就要想出办法，并提出口号安定大家情绪。如果有可能，还要召集党员开会，组织他们积极活动。三、帆船横着面积大，顺着面积小，因此我们要将船顺对着兵舰与敌作战。兵舰目标大，我们容易打它;帆船目标小，又在浪中一起一落，敌人不容易打我。“我们已将兵舰仔细看过了，”卢排副最后说：“兵舰是可以往上爬的。如果有几只帆船互相掩护，靠近了，打一排手榴弹就可以爬上去。只要勇敢沉着，兵舰一样也可以当俘虏。”

　　《海上练兵记》三月十六日还记了小帆船战胜兵舰的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自从卢相云打败兵舰以来，海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就是看见兵舰，人人喊打。”

　　1980年纪念海南岛解放30周年的时候，鲁湘云本人以长篇纪实文章《木船打军舰 战史创奇迹》，生动回顾了当年渡海作战、用木船打败敌人兵舰的情景，并深有体会地说：“我们在海上与敌激战约一个多小时，凭着我们革命战士的勇敢和智慧，以木船、轻武器、战胜了有炮又有机枪装备的敌人军舰，在我军战史上创造了奇迹。”“木船打败敌兵舰的消息在部队传开后，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增强了解放海南的胜利信心。”

　　鲁湘云用木帆船打败敌兵舰的事迹被广为流传，成为一个标志事件，不但大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而且提供了大部队用木船强渡海峡与敌军舰作战的经验。这个活生生的事件，还让大家认识到，海战胜负的决定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陆上的经验在海上也是适用的。

　　毛泽东“同意43军一个团先行渡海”

　　先是1月下旬，15兵团首长接到40军发来的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从岛西北角乘渔船偷渡到雷州半岛的电报，邓、赖、洪看了电报后，非常高兴。

　　从《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的记叙看，兵团首长由此第一次明确提出由43军一个团先行实施偷渡的设想。书中写到几位首长的对话。洪学智说：“冯白驹同志能派少数同志偷渡过海，那我们实行小部队偷渡一定会成功的。”邓华说：“他们能偷渡，那我们也可以偷渡，现在我们与冯白驹同志已有电台联系，请他们派部队在岛上接应我偷渡部队。我们就下这个决心吧，先派43军一个团实施偷渡，你们意见如何?”赖传珠、洪学智两位首长都表示同意。

　　及至2月9日，也就是广州会议之后，邓、赖、洪致中央军委、毛泽东请示电报，提出渡海作战“应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方针”，第二天(2月10 日)四野前委将电报发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据邓华、赖传珠来谈：海南岛作战，我军如一次以一个军登陆，则船只问题极难解决。同时又无法对付敌之海空军扰乱。因此他们建议在此时间内，[用]先行偷渡的办法，到达海南岛后即与冯部会合，打小规模的运动战与游击，然后大部队再设法渡海。”“我们同意四十三军一个团先行渡海，并亦同意其他部队寻机陆续渡海。如此是否妥当，盼即予指示。”

　　2月12日,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迅速复中央转林彪电报说：“二月十日廿时电悉，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以此为标志，海南渡海作战的指导方针正式确立，为夺取渡海登陆作战的胜利铺开了道路。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四野首长2月16日致电李作鹏、张池明、韩先楚、袁升平并15兵团：“我军须利用海南岛有根据地和游击队的条件，采取偷渡办法，逐步增加兵力，与冯白驹会合作战，逐渐歼灭和瓦解敌人，然后配合正式登陆”。“盼你们根据具体情况，详细严密组织偷渡的动作，每次偷渡的兵力、时机、方法等均由你们机动规定之。”

　　原来确定并经毛泽东同意的43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的设想，但很快又加上40军一个加强营，这种变化的经过，也发生于2月12日。这天，邓、赖、洪在作战室，研究如何具体实施经四野首长与毛泽东已经批准的实行分批偷渡的作战计划。

　　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这样记叙：经过分析研究，邓华说：“原来我们考虑先以43军一个团实行偷渡，现在根据海上情况及岛上敌情，以一个团从敌人主要设防方向，以16到18个小时，渡海航行200多公里，绕到海口以南的文昌东北去登陆，这是一着险棋。但是，这着险棋既然已经确定了，就不要变更了，还是要走，而且只有这样走，必须在海岛东部偷渡，才有利于我军下一步渡海，现在已别无选择。”“为了使海南岛守敌产生错觉，我决心：43军以准备好的一个团仍绕到海口东南到文昌东北海岸登陆。同时，40军以一个加强营从海峡西面偷渡，航行到海南岛临高的西北角登陆。现在40军要求先行偷渡的积极性很高，韩先楚同志一直就在118师亲自指挥、亲自在抓。这样从东、西两面同时偷渡登陆，使敌人摸不清我军的意图。第一批偷渡的时间，就定在3月上旬，具体时间，根据当时的天气风向和海上潮汐、海水流向再定。”

　　而杨迪说：“因43军是属第15兵团建制，因此，当初定下先用木帆船实行偷渡的决心时，是带有试验性的，即试一试看，因此就令43军先准备一个团实行偷渡，40军因是配属兵团指挥的，只令他们视情况可准备一个加强营实行偷渡。”

　　这样，无意中第一次成功偷渡海南岛的却是40军的一个加强营，而非原来计划中的43军一个团。

　　40军一个加强营第一次偷渡成功

　　3月5日，40军118师352团一个加强营799人，在师参谋长苟在松的率领下，乘木帆船l3艘，于19时由雷州半岛灯楼角起渡，向海南岛进发。翌日晨与国民党军发生战斗。解放军于l4时在儋县白马井超头市登陆，与接应的琼崖纵队第一总队协同打败了敌人的进攻，顺利进入琼崖纵队根据地。该营由此获得“登陆先锋营”的荣誉称号。这是解放军第一次偷渡海南，另外的说法是第一批第一次偷渡。在一些文献记载中，偷渡的另一表述是“潜渡”。

　　《南方日报》(1950年4月27日)发表登南人的《海南岛概况》，其中的部分内容，就是写这次解放大军开始第一次偷渡海南岛的情景：“三月五日，夜幕已经拉下，海空黑沉沉的，海上风浪翻腾。部队在雷州半岛某地起渡了，××条战船，在惊涛骇浪中前进着，穿过海洋，冲过波浪，一直向海南岛进发。‘头一炮，要打响!’‘争取琼岛登陆先锋的称号!’不但成为战船上最有力的鼓动口号，而且成为战士们唯一的信念。和风浪搏斗了十九小时零五十分的时间，终于抵达了海南岛的白马井以南地区的海面。战士们由喜悦而紧张起来，大家喊出：‘立功的时候到了!’水手们挺身而出，协助船工加强航速，驶至登陆地点。船上的鼓动工作也活跃起来了。‘登上岸去消灭敌人，解放人民，为烈士报仇!’‘争取英雄第一船!’等有力口号鼓舞着英雄们奋勇前进。”

　　“激烈的登陆战斗开始了。我们的战士不仅打退了敌舰的骚扰，而且把岸上的守敌两个连打得落花流水，胜利地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人民武装第一次会师，成为琼岛登陆的先锋。”

　　对于这次意义非凡的首渡，韩先楚在《跨海之战》中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写道：“第一支利箭射中了!初战胜利，潜渡的成功，大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战斗情绪。这时兄弟部队也相继以一个营的兵力，在海南岛东侧──斗坡、鹿马岭一带潜渡成功。从此，全军上下牢固地树立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大海是可以战胜的，具有‘海空优势’的敌人并不可怕，依靠木帆船完全可以解放海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