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邓华说：“海南岛一仗，打得不错嘛!有些事情，真好像事先算计好一样，要是晚打两个月，很可能变成第二个台湾。”
符振中乘渔船偷渡到雷州半岛
先是1949年12月15日，邓、赖、洪《对海南岛作战的建议》的电报，最早提出采取偷渡办法进攻海南岛这样一个极其重要渡海作战问题：“对海南岛作战准备，在休整期中采取小部队偷渡办法，先运过一部分部队配合当地武装，以便接应主力之登陆。主力大规模登陆作战时，拟四十三、四十军各以一个师为第一梯队齐头并进，在海口东、西两个方向登陆，以便互为支援，分散敌人力量，使登陆作战易于成功。”这份极其重要的电报，是该兵团受命指挥渡海登陆作战后，首次提出的海南岛战役渡海作战问题，即准备首先采取小部队偷渡、然后大举渡海登陆的战法。
至1950年1月3日，林彪、邓子恢、谭政等致邓、赖、洪并告叶剑英、方方电说：“你们考虑，可否先派出少数兵力(例如一个营)，携带电台偷渡一次，取得渡海经验，到达琼崖后则与游击队会合打游击。但此法是否有引起敌人对琼崖增兵的可能，亦请考虑到。”
采取什么方式渡海登陆作战，这是一个很重要，又很难解决的问题。海南岛战役最后取得胜利，是与贯彻广州会议所确定的“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密切相关的。因此，采取小部队偷渡办法设想的提出就显得特别重要。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这样说：“关于以小部队乘木帆船分批渡过海，到海南岛上去，这对提早解放海南岛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从兵团1949年12月中旬受命，一直到1950年3月初实施第一批偷渡，对这个问题，邓、赖、洪首长经过不断研究，逐步明确，最后定下决心，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这当中，1950年1月下旬琼崖纵队司令兼政委冯白驹派纵队参谋长符振中乘渔船偷渡过海来，进一步坚定了15兵团首长派小部队乘木帆船偷渡海南岛的决心。
1月下旬，40军发给15兵团邓、赖、洪的电报说：“海南岛上的琼崖纵队司令兼政委冯白驹同志派纵队参谋长符振中同志率少数同志，从岛西北角乘渔船偷渡到雷州半岛西南角登陆了，现已在40军指挥所。符振中同志随后即同韩先楚副司令(兼军长)一道，到广州来汇报岛上情况和冯白驹同志的建议。”
符振中本人1980年写的《接应大军 解放琼岛》的文章，回忆了偷渡的全过程，只是文中也没有交代偷渡的确切时间。罗印文著《邓华将军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中这样写：“1950年1月下旬，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奉命从海南岛偷渡来到广州，1月25日，他向叶剑英和第十五兵团首长汇报了琼崖纵队三个总队兵力(约一万人)的部署，接应主力部队渡海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岛上敌人活动情况，要求大军尽快渡海。符振中还特别转达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的建议，即乘敌人防线不严密，军心混乱之机，先偷渡一批兵力，加强琼崖纵队的接应力量。”
符振中偷渡事件，对渡海作战方针的确定有重要作用，因而为许多解放海南的图书文章所谈及。杨迪《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写到邓、赖、洪首长看1月下旬40军发来的电报，非常高兴。洪学智说：“冯白驹同志能派少数同志偷渡过海，那我们实行小部队偷渡一定会成功的。”邓华说“洪大个(注：指洪学智副司令)说的对，他们能偷渡，那我们也可以偷渡，现在我们与冯白驹同志已有电台联系，请他们派部队在岛上接应我偷渡部队。我们就下这个决心吧，先派43军一个团实施偷渡，你们意见如何?”赖传珠、洪学智两位首长都表示同意。
《洪学智回忆录》则是这样写符振中偷渡对渡海作战决策所带来的影响：“1月间，琼崖纵队派副参谋长符振中同志携带地图、电报密码等偷渡过海，到了广州。他向兵团汇报海南岛党政军的组织情况、战役准备情况和敌军的防御部署，并转达了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同志的两点建议：一是乘敌人防线不甚严密，先偷渡一批兵力，加强琼纵的接应力量;二是若第一个办法行不通，就派一批军事干部和技术人员把枪支弹药运过海，以充实琼崖纵队的武器装备。”“第二天，叶参座、赖传珠和我到黄浦港参观船厂。在回广州的船上，我们又议论渡海的事。叶参座问我们有什么好办法。我说：‘既然符振中同志能偷渡海峡过来，我们也可以派小部队以同样办法过去。’赖传珠说：‘也可以请符振中同志一块回去。’叶参座说：‘道理是同样的，南边可以过来，北边当然也可以过去。这样，先过去一小部分。可以考虑采取少量多批的办法。’我说：‘小批渡海失败了也没什么了不起。’”
广州会议做出的三项决策
2月9日，邓、赖、洪关于海南岛情况及渡海作战方针致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请示电报，说：“岛上有敌十万，如只采取大规模登陆速决的方针，则所需机帆更多，改装费用更大，舵手、机工、领航人员亦非半年内所能同时办到。另一方面岛上有我根据地，有冯白驹的配合，回旋地区亦大。只要我们能上去，哪怕小部队，都可打游击，以增强岛上力量。故应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方针，即是少数人化装便衣偷渡，在冯白驹与策反工作的配合下，一连、一营以致一个团的小规模渡到一定程度，即我岛上力量能夺取海岸一两点后，方最后策应大军登陆。在我无海空配合的条件下，这种办法是较好的，但时间可能要长，最好不限制，以争取1950年完成任务为原则。”
现在很多回忆文章及著述说到2月1日兵团广州会议所确定的“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就源于此。因为后来的战争事实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海南岛的解放也是在此方针指引下获得的，所以为人们所大书特书。
但是，广州会议还作出其它两项决策，就是确定渡海登陆工具以改装机器船为主、解放海南渡海作战的时间延长到6月以后，甚至是“以争取1950年完成任务为原则”。而我们现在都知道，解放海南岛作战是以小木帆船为主，大举登陆作战的时间是4月16日，解放全岛的日子是5月1日;若真的将解放海南作战时间推迟到6月以后，那么海南真可能早就成为“台湾第二”了。众所周知，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
朝鲜战争爆发后，7月8日，毛泽东批准由邓华出任东北边防军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率领他的司令部于7月27日，登上从广州开出的军用专列北上。根据中央“希早日来京面授机宜”的电令，邓华在抵达武汉后便转乘飞机前往。《邓华将军传》写到此时毛泽东召见邓华的情景，说邓华到北京后，住在东四七条一个四合院里，这里是军委的招待所。这日午后，邓华正在军委招待所小憩，忽报毛泽东主席召见，他立即随同前来传令的毛主席秘书叶子龙驱车前往中南海。毛泽东对邓华说：“海南岛一仗，打得不错嘛!有些事情，真好像事先算计好一样，要是晚打两个月，很可能变成第二个台湾。”
或者因为这样的原因，在我们看到的大量解放海南岛的书籍包括《洪学智回忆录》等，都只记述广州会议事后证明是正确的决策，而为后来战争进展所证明并非正确的决策往往“忽略”。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些并非正确的决定，才使接下来发生40军对兵团广州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军党委级的事情。
倒是权威的《第四野战军战史》能这样如实地写广州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即首先以小部队分批偷渡，加强岛上力量，为大规模强渡作有力策应;尔后以主力在琼崖纵队及先期登陆部队接应下强行登陆。会议还确定了渡海登陆工具以改装机器船为主，渡海作战时间推迟数月，两个军各准备一个团偷渡等内容。”
广州会议是谁主持，一些回忆文章及著作中的说法也相左。有的说叶剑英主持，有的说是邓华主持，还有的说是叶剑英、邓华主持等。到底是谁主持?毕竟是15兵团召开的作战会议，所以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说是邓华、赖传珠主持，叶剑英到会作了重要指示。这与《第四野战军战史》的说法一致：“2月1日至2日，邓华、赖传珠在广州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洪学智、萧向荣、韩先楚、李作鹏、张池明，以及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参谋长符振中等。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到会作了重要指示。”
在公开出版的有关解放海南岛的著作中，还可看到关于广州会议这样的说法：要渡海作战，解决渡海工具是个关键问题，也是这次会议议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有一种意见，是到港澳去购买登陆艇。经过讨论，许多同志都认为，有登陆艇固然对渡海作战有利，但不可能买到，因为当时港澳当局在政治上、军事上是倾向国民党的，依靠买船解放海南岛是不现实的。再一种意见，把木帆船改装成机帆船。会议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还有一种意见，依靠木帆船渡海作战。这种意见受到到会多数同志的赞同。
但是，亲历会议的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说：“(广州)会议听取了符振中同志对海南岛上的情况介绍，和两个军进入雷州半岛后的情况汇报后，主要讨论和研究如何领会、贯彻执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四野首长的电令、指示。没有发生木帆船与机器船(或机帆船)两种意见之争。”
叶剑英听不懂海南话
在广州会议上，叶剑英为符振中当海南话翻译，这是很多解放海南书籍中都津津乐道的细节。细加对照，这些书中所写几乎都是附会符振中本人的回忆。
符振中的回忆文章《接应大军 解放琼岛》中就这样说：“会上，我汇报了琼崖纵队三个总队兵力的部署，接应主力部队渡海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岛上敌人的活动情况，要求大军尽快渡海。我还转达冯白驹同志的两条意见：一是乘敌人防线不严密，军心混乱，先偷渡一批兵力，加强琼崖纵队的接应力量;二是如果这样行不通，就派一批干部和技术员，把枪支、弹药、物资偷运过海，充实琼纵实力。叶帅对解放海南非常关心，很用心听取汇报，还在本子上作了记录。我开始汇报时，用普通话讲，但讲的是‘海南普通话’，大家都听不懂。叶帅说：‘你用广州话讲吧。’我讲的广州话也和普通话差不多。他又说：‘你干脆用海南话讲，我帮你翻译。’我心里感到惊奇：‘他也懂海南话吗?’后来才知道，叶帅在大革命时期来海南岛住过一段时间，会讲文昌话，于是我便改用海南话汇报。”
这些回忆被演绎到很多包括今年新近出版的解放海南的书籍中，我们仅选方天等著《四野最后一战》(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可见一斑：符振中来到地图前，开始汇报情况。符振中开始用普通话讲，但讲的是“海南普通话”，大家都听不懂。符振中讲的广州话也和他的普通话差不多，大家照样听不懂。叶剑英又说：“你干脆用海南话讲，我帮你翻译。”符振中十分惊奇，心想：“叶司令难道也懂海南话?”在座的众将领也露出了不解的神色。叶剑英看出了大家的疑问，解释说：“大革命时期我在海南岛住过一段时间，会讲文昌话。”于是，符振中便改用海南话汇报，叶剑英一字一句地向大家翻译。琼纵符振中参谋长的汇报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大家认真地听，详细地记录，耐心地询问，直到把琼崖纵队的情况和海南敌人的兵力部署搞清楚为止。
这些写作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呢?琼崖党史研究上似乎迄今为止，还未看到叶剑英大革命时期在海南住过的记载，好在我们还能查到资料，知道叶剑英本人亲口讲过他听不懂海南话。
那是1979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出席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广东省代表团讨论会上发表谈话，他说：“上次我回到广东，赶上省里开地、县委书记会议，同他们见了面。我问他们，本地干部有多少，本地干部请举起手来，我看大约有三分之二。我说很好，说明重视培养本地干部。过去外来的干部，到了广东工作，因为有语言问题，在基层找农民谈话有困难，听不懂，有些政策贯彻不下去。所以，要号召外来干部学本地话，本地干部要学普通话。否则语言隔阂，不利于接近群众，交流经验。广东的语言太复杂，潮州讲话一个样，广州又一个样，开平、雷州、海南和客家地区讲的话都不一样。讲普通话，城市好一些，农村、山区差一些，所以，要积极学习、推广普通话。我是广东人，对海南话也听不懂。现在广东农村里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在文字相通，但语言不通也不行，不容易接近群众。所以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叶剑英在广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既然叶剑英都亲口说海南话他听不懂，那么他怎么能给符振中充当海南话翻译呢?会议的亲历者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所说，当是可信的：会议“听取了琼崖纵队符振中参谋长关于海南岛情况的介绍。符振中同志讲的广东普通话，大部分我们能听懂。有些地方我们听不懂，赖传珠政委就请兵团参加会议作记录的一位广东籍干部将听不懂的话翻译成普通话。”
40军对广州会议精神只传达到“一定的干部”
《第40军海南岛登陆作战》在总结“主要经验”时，是这样说的：“渡海作战，首先要解决的是用什么工具渡海，利用什么时机渡海;是以木帆船为主，还是机器船为主，这是当时战役指导上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正确与否，将影响到海南岛的迅速解放。一般来说，横渡海峡机器船比木帆船要好得多，可是当时大陆刚解放，不但没有登陆艇，就连发动机也必须到国外购买。如以机器船为主，不仅国家财力所不及，而且当时情况也不允许，这样势必拖延渡海时间，以致贻误战机。因此，军党委遵循毛主席、军委对海南战役的指示精神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明确树立了以帆船为主，抓住有利季风，力争提早渡海作战的指导思想，积极投入准备工作。虽兵团广州会议，鉴于金门岛登陆的教训，决定渡海登陆时间推迟数月，以待解决机器船渡海的问题。但军对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一定的干部，对部队仍强调积极准备以帆船为主渡海。因而，当条件成熟，大规模的渡海提前时，我们军则以主力投入了渡海登陆作战，取得了战役上的主动权。”
这个总结披露的广州会议决策的背景是清楚的，40军树立以帆船为主、力争提早渡海作战、最终取得战役上的主动权的情况也是清楚的，而该军对兵团广州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一定的干部，这“一定的干部”是到什么级别呢?
我们现在从《战将韩先楚》(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很多韩先楚老部下写的纪念文章，可以知道，这个“一定的干部”限于军党委，连师长、政委也不传达。
徐国夫的纪念文章《舰船渡海早日解放海南》中写道：“(广州会议)会后，韩先楚同志认为，作战时间如推迟数月，延长战备时间，会使部队松劲，并将错过东北风期，贻误战机。他在40军党委召开的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上，继续强调战备要‘积极准备，提前完成。’并要求‘积极改装机帆船，收集风帆船，自己派人购买机器，不依赖上级拨给。’还限定各师于3月内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对兵团关于把准备工作延到6月以后和等待登陆艇的精神，没有向我们传达，我们这些师长、政委还不知道有此种精神，所以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仍然按照军党委的指示，积极准备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