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毛泽东收到邓、赖、洪1月5日电报时，正在莫斯科忙于与斯大林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有关问题。尽管访问活动十分繁忙，但他仍然仔细研究海南岛作战问题，于1月10日致电中央转林彪：“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此电报是毛泽东运筹解放海南战役，极为重要的电报。

　　毛泽东1月10日电报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时间。毛泽东指出“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提出“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的要求。这是客观地看到解放海南岛准备工作的不足，而同意15兵团提出的建议，并作出推迟大规模作战的决定。

　　相对于原来的“旧历年前”来说，“春夏两季内”又是个宽泛的命题，这就有了“林彪、邓子恢等于1月11日致电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决定将渡海作战时间推迟几个月，认真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研究制定渡海作战的方针和部署，充分作好战役准备工作。”(《第四野战军战史》)。直到2月1日召开的广州会议，最终将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时间推迟到6月。

　　本来，将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时间向后推迟，是由15兵团提出并经过毛泽东同意的决定，但后来却成了林彪的“罪名”。

　　“‘林司令员教我们去解放海南岛，’战士聂金铭同志说：‘这就是他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这个又光荣又伟大的任务。’”这是戴夫著《海上练兵记》1月1日的内容。因为该书出版于1950年，所以能客观地记载了“林司令员教我们去解放海南岛”的事情。但在林彪1971年“出事”后，就难以见到写他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的文章了。即使有，也是批判他干扰执行毛主席的解放海南战略决策的。比如说，“毛主席发出及早解放海南岛的命令，这是一个英明的战略决策”，而“叛徒、卖国贼林彪却消极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极力拖延解放海南岛的时间。”又如“毛主席发出了及早解放海南岛的指示，而林彪却主张晚打”，“在渡海时间上，李作鹏等人借稳打稳扎为名把渡海时间定在6月”等等。

　　如何对待林彪的功过，现在已经找到实事求是的办法。经中央军委批准1998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在编写说明就这样指出：“林彪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在四野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后来叛党叛国成为历史罪人，又理所当然地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唾弃。如何处理林彪问题，是编写四野战史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陈云、彭真同志关于编写四野战史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指示，在编写领导小组组长洪学智同志主持下，进行了反复讨论，共同认为，林彪叛党叛国是他离开四野20多年以后的事，编写中应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把握以下原则：对于第四野战军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要充分加以反映;对于林彪在解放战争中无论是正确或错误的，都以史实为依据如实反映。”

　　“以改装机器船为主”不能实现

　　1月10日电报，是毛泽东运筹解放海南岛战役又一极为重要的电报，这种重要不只是在于提出“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而且要求“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

　　遵照毛泽东以及林彪、邓子恢等的指示，1月19日，15兵团邓、赖、洪电转告40军、43军，要求两个军力争在短期内完成改装机器船的任务。电报说：“遵照毛主席和四野首长的电令：‘对渡海登陆作战，不依靠风向，而以改装机器船为主’。”

　　但是，“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的任务，经历各方面的努力，实在买不到这么多的机器，也制造不出来。

　　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写道：“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同志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和着急。除处理广州市、广东省的地方事务外，还以很大精力来研究处理机器船的问题。他组织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的相当一部分干部去办这件事。他自己也亲自过问此事。记得有一天他要洪学智副司令陪他到黄埔造船厂去了解情况。洪学智副司令回来后，在作战室对邓华司令说：‘我陪叶剑英同志到黄埔造船厂去了一趟，他们也无力造出渡海的船只，他们只能造船壳等部件，机器他们造不出来，是由柴油机厂供给的。这样靠我们自己造也造不出来。’”

　　邓华在1980年为纪念海南岛解放30周年而作的《雄师飞渡天险 踏破伯陵防线》中也回忆说，“渡海作战关键是渡海工具。关于改装机器船问题，兵团和地方在广州收集了百余部改装船的机器送到前方，但大部分太旧，马力小不能使用;又修好了十二艘登陆艇送往前方，也都坏在途中”。

　　李作鹏的《四十三军司令部：解放海南岛本军渡海作战经验总结报告》这样总结：“机帆船可以克服靠风航行的自然限制，对于类似琼州海峡情况的作战很便利。但搜集机器、选择船只、进行改装，亦相当费时费钱(较登陆艇当然便宜)。三个多月我共改装四十九艘。平均每只折合人民币一千二百七十余万元。但真正参加起作用者不过二十艘，有几艘未到启渡场即已损失，另有十余艘是我大军登陆成功后才改装出来的。”

　　吴家民等写的纪念韩先楚文章《老军长永远在我们心中》也说：“他不仅积极地组织部队进行海上练兵，还亲自参加改装机帆船的工作。在改装机帆船和研制‘土炮艇’中，大家称赞韩先楚同志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而且是一名能干的好工人。在韩军长的带领下，我军改装机帆船55只，‘土炮艇’15只。连同从涠洲岛夺回的帆船300余只，全军共收集大小帆船1058只。”

　　两个军改装机帆船不到一百只，这对于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靠小帆船渡海作战，已是势在必行。

　　陈沂到香港购买机器船无功而返

　　同样是为了落实毛泽东1月10日电报“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指示，四野首长随即派后勤部政委陈沂和后勤部参谋长罗文到广州，与华南分局商讨到香港去购买机器和机器船只事宜。他们携带来几百万银元，准备购买船只和机器。

　　《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写到洪学智回到广州兵团司令部汇报北上情况，几位首长的这些对话有助于我们理解陈沂南下买船的背景。

　　洪学智说：“我回到武汉，又到四野总部，将在北京的情况向四野首长汇报了。我特别强调筹措外汇资金的事，四野首长要我们兵团找华南分局，叶剑英同志会支持的，但是我建议还是请四野后勤部领导同志来，指导和帮助我们解决，会更好一些。四野首长答应了，准备派四野后勤部政委陈沂同志来广州。”邓华说：“你这趟去武汉、北京跑的很好，使上级了解了具体的实际情况和我们的决心、意见，特别是请四野总部派陈沂同志来解决买机器的事，这件最困难的事有陈沂同志来，就比要我们去办好多了。”赖传珠说：“本来我们只想征集木帆船，现在毛主席要我们搞几百只机器船，这可是件大事。在短时间内是不是可以搞到这么多机器船，我心里还没有太大的把握。现在只有抓紧工作，想尽一切办法向这个方向努力。”

　　但是，陈沂到香港去购买机器和机器船只事宜并不顺利，几乎是空手而归。这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也有反映：“叶剑英同志同意陈沂、罗文同志在华南分局派员陪同下，去找香港地下党组织，请他们帮助采购机器和登陆艇。当时的香港，不是现在这样繁荣的世界金融与航运中心之一的香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将香港掠夺一空，在英国重新统治后，经济刚起步恢复，没有那么多机器制造业，也没有那么多航运的船只，更没有登陆舰艇之类的作战物资。”“陈沂同志等在香港各工厂、各港口码头，看了几天，没有看中适合于渡海登陆用的船只与机器，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当时从大陆逃到香港的特务很多)却很快发觉了陈沂同志等的行踪，港英当局与美国的情报机关也知道了。他们即控制了各家可能有机器或船只的厂商，使我们买不到所需物资。最后他们只买了一辆水陆两用汽车，总算没有完全空手而归。”

　　邓华在《雄师飞渡天险 踏破伯陵防线》同样回忆说：“野司派人来广州会同地方有关部门到港、澳购买登陆艇，但只买到防晕药、罗盘计、救生圈，登陆艇始终没有买到。”

　　《洪学智回忆录》也写道：“毛主席说的搞大海船很难落实。我们派人到香港也没搞到机器，对木船改装的设想落空了。这样，我们就考虑以木帆船为主，立足于木帆船渡海。”

　　改装机器船及到香港采购机器和登陆艇，本来都是落实毛泽东1月10日电报要求;因为买不到机器，改装机器船也不顺利，后来战争的事实是，人民解放军是依靠小帆船而不是依靠机帆船来解放海南的。于是，主张到港澳购买登陆艇和改装机器船，又成了林彪在海南战役中的又一“罪名”。如说解决渡海的办法，只有“立足木船，立足现有装备”，而“林彪却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主张到港澳购买登陆艇和改装机器船，并要求军委准备飞机配合。”又有的文章写道：“当时，如何解决渡海工具问题成了影响整个战役进程的关键。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李作鹏、林彪主张到香港、澳门去购买登陆艇，尔后登陆作战。韩先楚同志为代表的许多同志认为，有登陆艇固然对渡海作战有利，但不可能实现。因为主宰香港、澳门的政客、买办资产阶级与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丘之貉，不会卖给我们登陆艇。李作鹏等人又提出把木帆船改装成机帆船。”

　　冯白驹“配合”解放海南

　　毛泽东1月10日电报还指出：“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

　　这个电报的三个指示精神中，后来战争的事实证明，冯白驹及其所领导的琼崖党及琼崖纵队的“配合”，是海南岛得以顺利解放的重要原因;而其它两个方面都没有很好实现，就是没有做到“一次运两万人登陆”，也没有做到登陆后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官”。

　　先是1948年12月5日，是琼崖纵队建军十周年。当天冯白驹在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琼崖党政军民坚定信心，紧密团结，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设新琼崖。冯白驹特别指出：“最重要的是琼崖有着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和二百五十万争生存求解放的英勇的人民大众。和台湾是大不同的。”这便是海南与金门、与台湾大不相同的地方。

　　海南有我党我军和根据地，这是我军能够分批渡海，迅速解放海南岛极为重要的因素。那么，冯白驹所领导的琼崖党和琼崖纵队，到底怎样“配合”解放海南的呢?

　　邓华在《雄师飞渡天险 踏破伯陵防线》中说：“海南岛战役的胜利，是与琼崖纵队的长期斗争和配合接应分不开的。”“没有琼崖纵队的配合接应，海南岛解放不可能这样顺利。这是他们的伟大功绩。琼崖纵队的领导者冯白驹同志，尤其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他不愧是久经考验，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奋斗，英勇顽强，深受海南人民爱戴的领导人和胆略兼备的军事指挥员。他率领琼崖纵队坚持二十多年的斗争，最后以强有力的配合接应，协同渡海大军圆满地完成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任务。”

　　冯白驹及琼崖纵队对解放海南作战的配合，现时我们看的很多回忆文章及著述，大都是写琼崖党和军队的帮助、支援与接应，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他们的作用不只是对解放军渡海登陆作战的接应，还表现为在提供敌人情况情报等方面的作用。

　　冯白驹1949年10月19日给叶剑英等的电报《琼崖形势及意见报告》中注明“我们现正全面动员筹粮”，这是琼崖纵队在解放海南过程中在备战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为此12月27日，琼崖区党委又发出《关于迎接大军渡海作战做好粮食准备的特别紧急指示》。

　　冯白驹在电报中还报告了敌人在海南岛兵力与布防的最新情况，提供了有助于解放海南作战最有价值的敌方情报。这是配合解放海南所作贡献的一个独特方面。此前的7月1日，琼崖区党委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提供了《琼崖敌军兵要情况报告》，提供的海南岛敌军兵要情况报告;到10月19日，冯白驹又报告《琼崖形势及意见报告》，再次报告了敌人在海南岛兵力与布防的最新情况，这再次表明琼崖纵队在为解放大军提供作战情报方面的作用，是绝不能低估的。

　　实际上，在权威的历史总结及著作中，已注意到这一点，并全面评价他们的配合作用，恰如其分。如《第40军海南岛登陆作战》(1950年3月5日至4月30日)，就全面谈到琼崖纵队及琼崖人民的作用，其中就包括直接提供情报。总结中这样说：“我军在渡海登陆作战中，自始至终是在琼崖纵队紧密配合和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支援下进行的，这是取得战役胜利的根本保证。琼岛有我党领导的坚持了二十几年斗争的人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对战役所起的作用是极大的：一是陷敌两面作战，被迫不得不分兵把口，处处设防;二是直接给渡海兵团供给情报和派遣必要的领航人员;三是可以接应主力部队登陆，直接配合作战;四是岛上人民群众为渡海部队带路和掩护、抢救我伤员等。”

　　又如《第四野战军战史》写到海南岛登陆作战的准备时说：“为了正确制定渡海作战方案和正确运用渡海作战的技术战术手段，第15兵团率第40、第43军进至雷州半岛地区后，便根据毛泽东关于‘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的指示，大力加强对海情和守岛国民党军军情的调查工作。华南分局和第15兵团成立策反委员会，并指示冯白驹通过多种渠道，加紧对守岛国民党军展开策反工作，从其内部获取重要情报。”“各级侦察机构，还派出侦察人员，在琼崖纵队侦察干部的带领下，乘木帆船伪装渔民潜入海南岛沿海国民党军防守区域进行现地侦察，调查其工事构筑、兵力部署、火力配置等情况，为渡海部队选择登陆点提供了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