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彭德怀从车上走下来，在车旁来回踱了几步，然后，望着朝鲜外务相斩钉截铁地说：“我必须尽快同金日成同志见面。”从踏上朝鲜土地的这一刻起，他已真切地感到了形势的严峻性。
早在10月10日，彭德怀临危受命的第三天，就决定同金日成尽快见面。在那个阴沉的早晨，当他登上沈阳开往安东的列车后，亲手交给东北军区主席高岗一封电报，请他拍发我国驻朝大使倪志亮。电文说：“彭德怀10月11日即去朝鲜宜川，请转告金首相派人往宜川联络。”
10日晚间8时，彭德怀刚到安东不久，又给毛泽东主席发去电报：“主席：还有不少具体问题，须与金日成同志面商解决，拟明（11日）晨经安东前往宜川。特报。”
谁曾想到电报发出三个小时后，情况突变。23时，彭德怀办公室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电话是中央军委代总长聂荣臻同志打来的，说毛主席请彭德怀火速返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10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做出了立即出兵援朝的最后决定。会后，毛泽东把彭德怀留下，详细讨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设想。
毛泽东在屋里来回踱着步，最后停在铺开的朝鲜地图前：“德怀同志，我设想志愿军入朝以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运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军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它，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说到这儿，毛泽东两手在地图上做了个钳形状：“怎么办呢？打孤立较薄弱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他喝一口茶，继续按自己的思路往下说着：“如果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6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6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对此，你有什么意见？”
彭德怀凝视地图上用红线标出的敌人北进位置，见敌人尚在三八线附近蠕动，李承晚伪一师虽于10月10日占领元山，但孤军冒进，尚未构成大的威胁。他沉思片刻，答道：“主席意见甚好，待我到朝鲜和金日成同志见面后，如战场情况没有大的变化，就按此计划实施。”
从那次北京之行后，日历刚翻过六页，战场上的情况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麦克阿瑟玩命地驱赶着美军向鸭绿江边推进。这个美国将军正在一步步实践着他在威克岛上对杜鲁门总统许下的诺言：“我相信，到感恩节的时候，在北朝鲜全境一切有组织的抵抗活动都将停止。我希望，在圣诞节之前就能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去。”
“时间已不允许再耽搁，现在的每一分钟都是以失落大片土地为代价的。我必须尽快同金日成同志面晤。”彭总又重复一遍刚才的话。
“我现在即陪你去水丰发电站，金首相转移前，请我转告你到水丰后再联系。”外务相急切地说。
彭德怀大手一挥：“走，去水丰。”
二
著名的水丰发电站位于鸭绿江的下游，距新义州约70公里。彭德怀在朝鲜外务相的陪同下，当晚即驱车赶到了那里。彭德怀前脚刚到，后脚就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电报：“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鲜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至辑安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密，渡江部队每天黄昏开始，翌日晨4时停止，5时前隐蔽完毕，并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日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
接到主席电报，彭德怀更是忧心如焚，明天大军即要渡江，而现在尚未与金日成联系上，前线的情形到底怎样，敌情、我情都心中无数，兵家之大忌莫过于此。
彭德怀一面发电报给安东指挥部的邓华、解方诸同志，要他们坚决按主席的指示办，偃旗息鼓，勿暴露我军意图，19日晚迅速渡江，争取战机；一面请朝鲜外务相速与金日成同志联系见面。
外务相劝彭德怀去睡觉，一切由他来安排。但彭德怀躺在床铺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他失眠了。十几天前，在北京，他也曾有过这样一个失眠的夜晚。
那是10月4日深夜，在北京饭店301房间里，彭德怀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是上午十点乘坐北京派去的专机从西安来京的。中午在太原机场休息，当时，根本没想到要去朝鲜，午后4点到达北京中南海，中央正在开会，讨论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别的同志告诉他，主席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刚到，未发言，但他内心是赞成出兵援朝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挨批斗时，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不习惯，搬到地毯上，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与我隔江相望的朝鲜，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
今晚，彭德怀又一次失眠了。怎么能不失眠呢？一切都是这样的突然，这样的出人意料。本来，中央考虑让林彪来挂帅的，但林彪称身体有病，这样，主席就点了他的将。他丝毫没有推诿，一口答应接了帅印。事后，一位领导同志对他说：“看来你还不服老哟！”当时，他只是一笑置之。可现在，在朝鲜战场上，一切都是陌生的，友军、敌情、地形，都尚未在脑中形成完整的概念，怎么能不令人焦虑呢？
出发之前，志愿军的其他几位负责同志，邓华、洪学智、解方、杜平曾向彭德怀提出建议：可否推迟志愿军出动的时间。彭德怀忘不了邓华那双南方人所特有的精灵的眼睛：“彭总，我们高射炮太少，又没有空军配合，光守护几座桥梁恐怕都困难。而敌人呢，不光有大量飞机，还有大炮、坦克配合。我们若仓促出动，恐怕要吃敌人的亏。”邓华言辞肯切。
“是呀，敌人装备上的优势不能不考虑，加上友区多是山地水田，现在正天寒地冻，工事不好挖，如敌人大举进攻阵地将很难坚守。”参谋长解方推一推鼻梁上的眼镜补充着。
“目前，运输、供应、防寒等工作准备都还很差，部分部队的冬装尚未发齐，时间太紧迫了。”副司令员洪学智总忘不了他分管的后勤工作。
政治部主任杜平也不无忧虑地说：“作战环境、作战对象都是全新的，部队虽然求战心切，但思想波动很大，我出动如顶不住敌人，则友我双方今后会更加不利。彭总，我们大家的意见还是再准备一些日子，等过了冬季再出动的好。”
理由是够充分的。彭德怀又何尝不知道这些呢？但彭德怀更清楚，迟出动几个月，别说在朝鲜北部站稳脚跟，恐怕连鸭绿江也过不去了。所以，彭德怀果断地说：“困难再大，也得按原计划进行！”
但是，近几天战场上敌情的变化却不能不使彭德怀忧虑，如原先与毛泽东设想的那样，建几道坚固的防御阵线已属不可能，怎么办？应采用何种战法？这一切都需征得金日成同志的意见后再行确定。而现在，金首相在哪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