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邓颖超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无疑可以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继承了民族的传统的优秀道德；既是反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又焕发出解放的现代文明的新气息。
对于恋爱与婚姻，周恩来像大多数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认识和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周恩来15岁进天津南开学校，19岁毕业，在一所教育比较进步，并且很有特色的学校里，度过了对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极为重要影响的时期。
南开学校是今日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前身，于1940年在严氏学塾的基础上，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创办人严修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校长张伯苓是从北洋水师学堂以第一名毕业，又到日本欧美考察过，办教育很认真。
周恩来
周恩来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并且成绩优异。“心算比一般同学笔算还快”，并且在全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中，以《诚能动物论》获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以文论取，不会像现在的许多文学评奖，掺杂人际关系的因素。名次是由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当他揭开评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时，看到了“周恩来”三个字。他深深喜爱这个学生，因为过去的两年中，周恩来代表南开学校参加天津市各中等学校的校际演说比赛，都夺取了第一名。
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经过长期观察，慎重考虑，决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周恩来，并亲自托人向周恩来提亲。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正式面对了婚姻大事。以严修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能娶他的女儿为妻，无疑是令人羡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来却很有礼貌地婉辞了这次提亲。
对此，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张鸿浩曾有回忆。说周恩来在一次散步时，对张鸿浩谈了自己的想法：“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靠成绩好，做了免费生，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门亲事。”
周恩来的想法对于一名有救国抱负而又自尊自强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很正常，不难理解的。
那正是血性、锐气、容易冲动，容易偏激的年龄。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周恩来参加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激进的青年学生们相约：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
邓大姐对此曾回忆说：“他们那个团体有20多人宣布抱独身主义，周恩来也是其中之一，还为此发表过文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方面的不断趋于成熟，周恩来在赴欧勤工俭学期间，自然而然地放弃了因一时激情而宣布的独身主义，自然而然地面临了恋爱与婚姻这件人生大事。
旅欧初期，周恩来曾经有一位比较亲近的朋友，是个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必适合做妻子。一旦作为婚姻来考虑，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为她仅仅是同情革命，而周恩来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认识、交往及后来通信，确定关系的基本情况，前面章节里写过。我这里主要想就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谈他们婚后的夫妻关系。
周恩来与邓颖超亲爱和睦、关系融洽，首先得益于他们彼此的选择。
周恩来基本是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和人民的，极少属于个人，因而也更少属于妻子。从1940年我来到他身边，直到他住进305医院，到他逝世，他与邓颖超的夫妻生活很少。从邓颖超偶尔谈到的过去生活，可以知道在大革命时期，在红军战争时期乃至整个战争年代，夫妻生活更少，他们都是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婚前，周恩来与邓颖超五年没见面，尽管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婚后的生活，邓颖超曾对我们回忆说：那时周公很忙，一早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去黄埔军校，晚上赶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向干部讲课作报告。我有我的一摊工作，我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两个人都很忙，见面不多，说个话的机会都很少。婚后不过一周左右，发生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一案，他就更忙了……
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蜜月”预示着今后漫长的夫妻生活都将是伴随着奋斗与牺牲的革命进行曲度过。从统一广东到北伐；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到冲出“四一二”“七一五”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从南昌起义到坚持白区斗争，到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长征到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到转战陕北，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并且聚时匆匆，离后悠悠，连毛泽东主席都两次大不忍地说：“可苦了恩来呀”，“你（邓颖超）这个后勤部长没有当好，这么久，你连到前委来慰问（恩来）也没有啊……”
那种聚少离多的动荡颠沛的生活我曾经历过，不难体会。就是不曾经历过的青年，也可以想见。因为就是建国后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也仍然在作出最大的牺牲与奉献。实在说，周恩来与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与邓颖超在一起的时间。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他们的最大乐趣都是为人民服务。这话讲起来似乎有点“讲大道理”。“讲大道理”是“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被极端化以后才变了味道，令人反感了。如果你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呆几天，你一定不会说这是“讲大道理”，你将感慨万千地明白，什么叫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的生活习惯前面章节都讲过，完全是围绕工作“见缝插针”，毫无规律可言，吃饭和睡眠时间极少，而邓大姐基本是正常作息时间。所以常常是邓大姐睡醒一觉，周恩来还在办公；邓大姐起床洗漱，周恩来刚回卧室吃了安眠药睡觉。邓大姐吃午饭时，周恩来或早或晚刚吃早饭。除非请客，他们很少吃在一起，更少睡在一起。在我印象中，一周难得在一起吃几顿饭或睡在一起。
由于总理时刻生活在工作人员的包围中，可以说，从两眼一睁到吃过安眠药入睡，身边总有秘书等人跟着递汇报条、请示，送审批文件。所以，总理和大姐就连说话的机会也是很少很少。
他们有什么事要说，多数是在卫生间，利用周恩来洗漱的机会，邓颖超去跟周恩来谈点事，当然也有公事，主要还是谈点家庭里的事。所以，卫生间被我们称为“第一办公室”，也曾被大姐苦笑着称为“成了我们的谈话间”。我们也自觉，逢大姐来跟总理谈话时，尽量不跟大姐抢这几分钟的洗漱时间，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事。
有时大姐跟总理一道吃顿饭，很高兴，很开心，秘书们却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餐桌旁去请示报告。邓大姐从没为此生气。我在总理身边几十年，只听大姐说过一句算不得牢骚的苦涩话。那是一次吃饭，由于不断有秘书来请示报告，总理不停地放下筷子又抓笔，甚至吃两口饭就得说七八句工作上的话。邓大姐开始还独个儿慢慢吃，趁秘书来去的空间抢说几句话。后来怕总理这顿饭吃不饱就不抢时间了，让总理在秘书来去的空间抓紧吃几口饭。再后来，见总理又批文件，又交待工作，抽空往嘴里拨口饭，她心疼地皱起眉头，放下筷子，默默地望着总理，好久好久目光一瞬不瞬。
终于，当总理把一个急件交我时，抬眼看到了对面望着自己的妻子，感觉到那目光的异样，小声说：“小超，你怎么不吃了？别等我，菜要凉了的。”
邓颖超脸上掠过一丝笑纹，那个笑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包含了多少感情多少心意啊。光是革命者，不会有这种笑，光是贤妻良母，也不会有这种笑，必须兼有革命者和贤妻良母这两条，才可能有这种笑。
“你也快吃。”邓颖超柔和地催促，接着抬眼望着我，说出那句苦涩的话：“你们也给我们老两口留个说话的时间呀。”
我无限歉疚地望着邓大姐，张一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对不起总理和邓大姐。但我知道这种说法只反映我们的心情却并不正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总理和大姐确实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用张佐良同志回忆时讲过的话说，叫做“一片赤诚可对天”。
总理找到邓大姐做伴侣，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远见卓识的一个证明。战争年代的颠沛漂泊、奋斗牺牲且不说，就是进城后，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毛泽东下到一般服务人员，无不公认周恩来是“最忙的一个”。我们嘴上不敢说，心里是常常拿江青与邓颖超相比的。这一比，不仅是比出毛泽东在生活上的不幸和周恩来的幸福，同时还比出了做妻子的难处：
做革命家的妻子难，做革命领袖的妻子更难，做周总理的妻子才是难上加难啊！
幸亏周总理早在旅欧初期，结交了一位同情革命的“美丽的姑娘”时，远见卓识地作出判定和选择：“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周恩来冷静思考的结果是，这位伴侣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于是，他明智地选定了邓颖超。
江青也曾跟随毛泽东经历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她与毛泽东的婚姻最终却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可见，光是能经大风大浪还不够，作为领袖的妻子，必须要具备优秀的品性。比如江青和邓颖超，她们的品德和性格就有很大差异。
邓颖超是个乐于奉献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是为了“给予”：给予党，给予人民。所以，她耐得了“女人的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全身心地去为理想拼搏，为人民服务。
江青是个勇于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要求得到报偿；她的奋斗精神确有超过常人之处，但奋斗后的索取，也必须加倍地超过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屈”，不理解丈夫，经常跟丈夫大吵大闹，结果是越吵越闹感情越糟。
邓颖超从来不追求名誉地位。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亲笔批准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周恩来压下这个批示，邓颖超不知道，知道后也支持丈夫这样做。
江青太重名誉地位，中共八大没有当上代表，一会儿疑神疑鬼怀疑汪东兴搞名堂，一会儿又找丈夫闹，认为这是毛泽东剥夺了她应该有的代表资格。
邓颖超不谋求权势，从不打总理招牌办事。她处处谨慎，避免给总理招来麻烦。
江青权力欲太强，终于发展成野心。她挂在嘴头上的话是：“我代表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搞得毛泽东不得不再三再四声明：“她是她，我是我，她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
邓颖超不借助周恩来的名望、职务，所以她有独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江青总想借助主席的威望，反而失去自我，结果应了主席所言：“积怨甚深”。
这里比较一个具体例子。江青常常是径直闯“宫”，强要见主席，发表见解，干预政事。邓颖超从来无须周恩来声明“她是她，我是我”，从不过问周恩来的公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邓颖超却自觉地不进。办公室有三把钥匙，周恩来一把，机要秘书一把，值班卫士一把，邓颖超没有。
几十年的时间，我眼前天天重复一个画面：当周恩来连续工作超过10小时后，邓颖超的身影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在门口出现，走过来，晃过去，最多不过贴在门缝处探头张望，却不进总理办公室一步。
“恩来，该活动一下了。”邓大姐在门口最爱讲的就是这句话，每天讲一遍，不多打扰总理，能提醒他活动一次就满足。
有时也提醒：“恩来，该吃饭了。”如果周恩来仍然不停止办公，那就加重点语气，改称：“总理，该吃饭了！”
这样称呼是为了表明，我不仅因为你是我丈夫才关心你该吃饭了，更因为我们是战友、同志，我必须站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上来提醒你爱惜身体，按时吃饭。
总理逝世后，一些同志找邓颖超了解总理生前的各种事迹经历，邓颖超说不上来，只能歉意地说：“他的工作我不了解，许多事秘书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找秘书问去吧。”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
1982年，有人找邓颖超了解周恩来生前做的一项工作，邓颖超说不出，她不了解。但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这是她所了解的周恩来——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党的负责干部，越是担负责任重大，越要以身作则地做到这一点；越是对自己亲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从通信确定恋爱关系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秘密，只属于个人的秘密，不像传统世俗的旧观念，所谓夫妻一体，就不能有各自的独立性和隐秘。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后，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我们讲过，直到结婚时，经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对方已经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谁也没有责怪对方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情况。
周恩来去南昌领导“八一起义”，与邓颖超握手言别，分明是生离死别，周恩来却什么也没说，直到离开武汉的那一刻，才笼统说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干什么？呆多久？何日再相见？怎么联系？周恩来没说，邓颖超也不问。直到12天后，国民党的报纸登出了“南昌起义”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干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这种“互不打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有一次醒来，与邓颖超手握手地互相望着，充满了无限依恋不舍的神情。他们彼此是最了解的，又是最陌生的。
周恩来的嘴唇轻轻抽动，邓颖超俯下身去，望着周恩来，等候他讲什么放不下心的事。
周恩来从喉咙里轻咳出一声，终于吐出郁积心底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温柔与平静，回答一句：“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讲清了。那情那景，令我们陪护在身边的同志深受感动，并且对夫妇之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当时，陪护总理的主要是我和卫士高振普，后来又增加了乔金旺。我们曾由总理和大姐的这两句对话，忆及许多往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交。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欢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未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床后，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
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
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周恩来就叫邓颖超“小超”。这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事中邓颖超渐渐由“小”到“大”，称呼自然而然起了变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邓颖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龄小的一个，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党员干部里，多数是新鲜血液，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了“大姐”或“邓大姐”。周恩来始终把邓颖超叫“小超”，鉴于大家已改称呼，则对着邓颖超叫“小超”，对第三者讲话时，也随大家叫“大姐”或“邓大姐”。
邓颖超结婚时，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偶尔也称“周公”。到了长征前后，周恩来蓄一部又长又黑又密的美髯，邓颖超便以这部大胡子改称周恩来“胡公”。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主要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处叫“周公馆”，邓颖超就很少叫其他，基本只称呼其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进城，叫到建国，便基本不叫了，改称“恩来”和“总理”。一般倩况，夫妻间称“恩来”，公事和社交场合称“总理”。就是说，在称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现在，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只面对周恩来，自然是称“恩来”。偏偏她问的“风向”问题又是公事，周恩来一听就生气了，猛地睁大眼，望住邓颖超严厉责问：“什么风向问题，是谁告诉你的？”
邓颖超自知犯了忌，无意中介入了周恩来的公事中，不敢隐瞒，用知错的语气解释：“我只听老乔说了一句是风向不对么……”
“你把老乔叫进来。”周恩来放下了手中的公事，这是要认真追究了。
乔金旺不安地走进总理办公室，脸有些红。
“你怎么知道是风向不对？”周恩来声色俱厉，“是谁告诉你的？”
乔金旺噎住了。这事无论如何不能把军事秘书“卖”了呀，他索性低下头不吱声了。
周恩来见乔金旺这样，也没再发脾气。因为贴身警卫不是瞎子聋子，偶尔听到一句半句打电话或交谈中的话也是难免的。他对门口的邓颖超吩咐：“你跟老乔谈一谈，怎么能随便和人谈这类事情呢？”
总理这句话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乔金旺不该知道这件事，二是即便偶尔听到了，也不能跟任何人说，就是跟邓大姐这样的有夫妻关系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说。
见总理开始办公了，邓颖超忙把乔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紧张。”邓颖超先安慰一句老乔，然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说：“总理呢，是严格要求。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了解。挨点批评就挨点批评吧。以后有什么事情不该跟我讲的可以不跟我讲，不该知道的我也不问就是了，咱们都接受教训。”
正因为邓颖超能够摆正关系，保持独立的自我，各安其位，所以免去了周恩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并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必要时，周恩来敢于放心地托付邓颖超一些事。比如他的办公室门上的钥匙和保险柜上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兜里，睡觉压枕下，起床时马上又装兜。邓颖超没有这两把钥匙。但是，一旦周恩来要出国，这两把钥匙交别人不放心或不合适，他只交邓颖超保管。他相信邓颖超会像接受保密任务一样把钥匙珍藏起来，不会暗里去开门开柜。
记得有次出国访问，到机场时，周恩来想起钥匙还在兜里，忙装入牛皮纸信封，封死后，交机要人员送邓颖超保管。周恩来出访回来，与邓颖超见面时，第一件事就是邓颖超交还那个封有两把钥匙的信封。
周恩来笑着说：“噢，你连信封也不打开检查一下？”
邓颖超说：“你怎么交给我，我怎么还给你。”
周恩来笑得更欢了，说：“我忘了告诉机要一声，这信封里还有我写给你的一个便条呢……”
不久前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江青是不该问的到处问，不该看的想方设法要看到，为此跟机要秘书闹过脾气。与邓颖超比较起来，他们最后命运的不同，其根源首先不是在于自身吗？
志同道合未必能为夫妻，性情相宜也只能提供好的感情基础。加深这种感情并使之持久，毕竟还须双方的努力。周恩来属于妻子的时间很少很少，但他会温柔，善体贴，懂关心，所以他可以在很有限的时间里，给予妻子最大的满足，这无疑是他们夫妻之间关系亲密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客人多，来谈话的，开会的，每天不断。他热情好客，喜欢朋友同事一道聚餐。到钟点了，他习惯说一句：“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大姐请你们的客。”
周恩来习惯讲这句话是有来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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