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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我就乘火车于15日凌晨3时左右到达北戴河车站。姜作寿大队长派车把我接到紧挨着林彪住地的57号楼。林立衡住在56号楼，离我不远。住下来以后，我把中央领导交代的任务告诉了姜作寿大队长。我们一起分析了当前的情况，研究了不动声色地保护好林立衡在北戴河的安全措施。把林立衡的生活、活动置于原林彪活动的警戒范围内，不与外来人员接触，一切照常。就这样，又在北戴河住了10天左右。
大约在9月27日，我接到汪东兴同志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把林立衡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一起妥善地护送到北京玉泉山住一段时间。我立即和姜作寿大队长研究回京路上一系列安全保障问题。我们研究决定。火车要用一节公务车。沿途要加强对公务车的警戒。最大限度减少与路人的接触。在北戴河站上车时。汽车要开到站台，人员直接进入公务车；在北京站下车时，汽车也要开到站台，人员直接离开公务车。在姜作寿大队长带领下，配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携带速射武器及手榴弹等，严防路上发生袭击事件。从北京火车站到玉泉山，林立衡、张清林乘防弹保险车，前后有警备车随行。
9月28日，我同林立衡等离开北戴河，一路按警戒方案执行，林立衡也主动地配合我们的工作。晚饭前，到达北京西郊玉泉山，一路顺畅。林立衡与张清林分别住进玉泉山5号楼的两套客房，设备一应俱全，在小餐厅吃饭。
住下以后，我在电话里向汪东兴同志报告，林立衡已安全抵达玉泉山。他叫我同林立衡谈谈。我说如果能有个女同志同她交谈更方便些。他说，好吧，我叫谢静宜去。我跟林立衡介绍了玉泉山的情况，告诉她中央安排她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有事可找中央警卫局主管玉泉山工作的李钊副局长。过了两个多月，李钊副局长告诉我，他遵照指示，把林立衡、张清林护送到北京卫戍区一下属单位暂住。
参与清查林彪在北戴河和毛家湾的文件
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嘱咐，汪东兴同志安排我们先后到北戴河和北京毛家湾，清查林彪住地的文件。到北戴河的有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赖奎处长、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王歆秘书和我三人。
我们是1971年9月15日到达北戴河的。当时，林彪处的工作人员已集中到另外地方学习，我们没有找他们接头，是由主管那里警卫的姜作寿大队长带我们到林彪住地96号楼的。
北戴河是国内著名的避暑胜地，在河北秦皇岛市西南十五公里处。为了准备党中央领导人去北戴河开会、工作、避暑等活动，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央警卫局就派人去北戴河开始经营。当时设置了一个小的机构。对外称中直机关干休所，对内实际上是中央警卫局驻北戴河管理科。当时负责人是警卫局服务处副处长何明孝，他带领一批干部和一部分勤杂人员去做前期的准备工作。
首先在那里安置了20多位经过长征到达延安，后又经西柏坡随中央机关进城的老红军。他们当年在长征路上，曾为党中央挑过文书档案，为中央领导人做过饭，饲养过马匹，做过大量的勤杂工作，为人民作过贡献。进城后因年纪大、文化水平低、身体有病等原因，不能继续分配工作，就被安置在北戴河，结婚成家，抚养后代，安度晚年。
何明孝在那里主要是做好各项基础设施工作。在北戴河海滨西区建起中直机关避暑区，先后接管了“英国府”、“美国府”以及“吴家楼”等楼房、别墅；进行房屋维修，道路铺设，完善水、电、通信设备及在海滨浴场拉起防鲨鱼网；并根据当时需要，又盖了部分平房。
1956年到1960年，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借北京建人民大会堂的机会，利用剩余的建筑材料和在北京施工的队伍，在北戴河修建了大小会场、俱乐部、餐厅、电话总机房、车库等公用场所。此后，又在联峰山下为林彪新建了一处比较宽大的住房，编号为96，林彪就是从这里仓皇叛逃出境的。
我们一行进入室内，仔细察看了卧室、起居室、会客室、值班室等处。有些地方显得相当凌乱，门窗橱柜有的半开半关，书、报、杂志、信件等到处堆放，有些纸张、办公用品散落在地毯上、墙角边。可以想象。林彪在叛逃时是多么慌乱。
面对眼前这样杂乱的情况。我们开始确定与文件有关的物品，以秘书值班室为中心，逐屋先搜罗集中起来。我们从林彪、叶群的卧室、起居室、书房到会客室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用房，一间一间地清理，桌子、橱柜、枕边、床下，片纸只字都不放过。
集中以后，我们又仔细进行梳理，分清急缓予以处置。就在我们进入96号楼的第二天，我们清理出一张32开大的白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八，”。当时我们只知道这份材料非常重要，马上派专人急送中央办公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央公布的林彪写的“九八手令”。
接着，我们又把值班电话记录和近期对外来往的书信函件以及与现实斗争有关的材料，一批批送回北京。我们还在叶群用的保险柜里发现军队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等绝密文件。后来从工作人员那里知道，这几份绝密文件是叶群在9月11日从毛家湾调来北戴河准备带走的。
林彪在北戴河的文件材料经我们清查后，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派人全部接回北京保管。我们在北戴河十多天的清查任务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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