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对“拒绝指挥”的评价是：“十月卅日晚父亲所作的决定，拒绝指挥徐蚌会战，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艰难，但事后看来也是最明智的一次抉择……徐蚌会战，乃国共内战最后决胜负的一仗，成败责任非父亲一人所能担当。事后看来绝非仅仅是军事，他作这项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智慧。”

1938年，白崇禧参加武汉军事会议。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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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国共内战胜负已定，白崇禧退至海南岛，李宗仁已经由香港飞往美国。12月30日，白崇禧在海口飞往台湾，去台之后仅得闲职，最终死在台湾。白崇禧和李宗仁一向合称“李白”，李宗仁最后完全与蒋介石决裂，白崇禧却选择留在台湾终其一生。

　　长期以来，白崇禧在历史上身影模糊。大陆历史书写者对他少有着墨，人们只知道他是蒋桂大战的另一方，桂系军阀；而在民国史上，白崇禧被称“逼宫”蒋介石退位，去台之后不得志而终。在白先勇新书《父亲与民国—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中，他把白崇禧的一生和整个民国史相连，澄清了外界关于白崇禧的种种误会，梳理了他和蒋介石复杂的关系。这个两岸历史中都模糊的身影，慢慢地清晰出来。

　　蒋桂战争起因

　　白先勇本来是预备给父亲写传《仰不愧天》，写着写着整理出了500多张和白崇禧有关的历史照片。抱着“照片能展现真实历史”的想法，白先勇先将照片集出版，围绕着照片介绍白崇禧一生。虽然只有照片，但是已经能感受到民国史的惊心动魄。

　　北伐期间，白崇禧任革命军参谋长，一度带广西军进了北京，1927年完成扭转北伐局势的“龙潭之役”，本是功臣。北伐甫一结束，蒋介石就采信杨永泰“削藩”的建议，准备解散北伐的各集团军。正在此时，武汉方面桂系少壮派将领湖北籍的胡宗铎、陶钧等冒进出兵湖南攻打鲁涤平，造成所谓“湘变”，尽管李宗仁白崇禧极力灭火，解除胡陶兵权，并向中央请罪，但蒋介石“灭桂”政策已定，更暗中操作白崇禧军中策反。白崇禧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多为唐生智旧部，蒋介石买通唐生智潜往平津，策反白崇禧部下。最终蒋桂战争爆发，李、白被定为“叛将”，白崇禧甚至一度逃难到安南。北伐胜利，白崇禧刚刚35岁，意气风发，瞬间从功臣变为“叛将”。

　　自此蒋介石和桂系开始了将近十年的对立，直到“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号召全国抗日，白崇禧响应，和蒋介石再度联手，指挥或参与指挥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捷、昆仑关之役等这些著名战役，抗战胜利后获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最高勋章。

　　拒绝指挥徐蚌会战

　　抗战胜利，内战即开始，1946年春夏之间，国共双方在中长路上军事重镇四平街展开一场大规模的阵地战。双方各集军10万，白先勇称这是“国共内战开始最大的一次正面作战”。战事激烈，双方正在拉锯之际，蒋介石派白崇禧于5月17日飞往东北督战，指挥杜聿明，并其部下新六军、新一军、七十一军攻下四平街，又继续进攻长春。林彪部队守不住，往松花江北岸哈尔滨方向撤退。白崇禧飞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战况，主张国民党军队乘胜追击，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彻底拿下东北。当时孙立人率国军部队新一军，已经追过松花江北岸，抵达双城，离哈尔滨不足100公里，毛泽东下令林彪准备弃守哈尔滨。6月6日，蒋介石下令停战（史称第二次停战令）。林彪遂有机会整军反击，东北形势逆转。

　　很多国民党人都对四平街的胜利和此后的战势逆转耿耿于怀，认为东北情况影响了整个国共内战的结果。白先勇2011年就在《温故》杂志上特地撰文《战后东北之争》详细阐述东北战事。齐邦媛在《巨流河》中也提到过父亲齐世英对东北的抱憾。白先勇认为蒋介石单方面下令停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美国方面希望国共和平，组织联合政府，马歇尔一直从中调停，给蒋介石施压要求停战，甚至几次上广播表示，要是不听话就断绝美援；另一方面蒋介石本人也存在判断错误，他以为林彪已经溃不成军，没有战斗力，停下来再打还能打赢，没想到共军反击成功。

　　1948年4月，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成功，5月白崇禧由国防部长改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上任后坚持“守江必先守淮”，建议将“华中剿总”设在紧靠南京的蚌埠，在徐州、蚌埠之间的江淮山岳地带，运用攻势防御，坚持长期作战；同时指出中原必须统一指挥，不能分割使用，提出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五省联防。任命发表时，白崇禧“五省联防”的设想并未实现，蒋介石将华中战区一分为二，“华中剿总”设汉口，徐州另设一“剿总”，刘峙任总司令，白崇禧的设想被全盘打乱。他更认为徐州易攻难守，不适合做指挥中心，刘峙也不是一流战将，直接下了判断：“中原大军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白崇禧没有接受任命，避走上海，因蒋介石派多人到上海敦促，勉强到汉口上任。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蚌会战” ）尚未开始，因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失利，何应钦、顾祝同等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希望白崇禧能出面统一指挥汉口徐州两个“剿总”。白先勇书中称，10月30日白崇禧由汉口飞回南京，当天看起来还颇有信心，第二天忽然拒绝接受统一指挥权。白崇禧发现徐州“剿总”早已把国军主力的几个兵团部署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及津浦铁路线上，各一字排开，成为一个“死十字”，徐州平原无险可据，一旦开战极易为敌军攻破，战事迫在眉睫，要重新迁动几十万大军已无可能。加上徐州“剿总”的部队将领邱清泉、黄伯韬、李弥等人都是蒋介石的黄埔爱将，白崇禧此前和他们并无渊源，难以指挥。

　　白先勇对“拒绝指挥”的评价是：“十月卅日晚父亲所作的决定，拒绝指挥徐蚌会战，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艰难，但事后看来也是最明智的一次抉择……徐蚌会战，乃国共内战最后决胜负的一仗，成败责任非父亲一人所能担当。事后看来绝非仅仅是军事，他作这项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智慧。徐蚌会战，国军溃败，折损60万大军。如果当初一开始蒋介石便采用父亲‘守江必先守淮’，设‘剿总’于蚌埠，由父亲统一指挥策划，恐怕战争结果不致如此。父亲拒绝指挥徐蚌会战，蒋颇不谅解。”

　“按兵不发”与“逼宫”

　　两岸都有史书称，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失利，蒋介石嫡系部队损失几近殆尽，蒋数次命令白出兵救援，白“按兵不发”，“蒋愤掷电话筒、掀桌，痛骂粗话”。白先勇认为，这一段历史是外界对父亲白崇禧最大的误解：“两岸各自有各自的史观，大陆这边的历史会是国民党反动派内讧；台湾那边，徐蚌会战失败，蒋介石要负最大责任，但是国民党的历史也不好讲，要找个‘替罪羊’，说我父亲按兵不动。但是父亲派了黄维军团12万人去，援助徐州、淮海战役，半路被拦截，黄维被俘虏，这些都是史实。别人都说他徐蚌会战冷眼旁观，按兵不动，让蒋介石失败，完全不是这回事。我父亲怎么会看着国民党败呢？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不知道吗？”

　　1954年3月，台北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湖北代表但衡今提案弹劾白崇禧，重点是指控徐蚌会战父亲“按兵不动”，不救援徐州。白崇禧书面答辩如下：“华中辖区奉命调往增援徐州部队计：黄维兵团所属之十八军(胡琏)、八十五军(吴绍周)、第十军(熊绶春)及整编第二师(师长何竹本)，皆为华中最精锐之部队，由信阳、确山地区向蒙城方面增援。又二十军(杨才)、二十八军(李)两个军，亦由汉口地区由长江赶运浦口驰援，另辖区仅有之一个战车营亦随往参战。计兵力五个军一个整编师，乃系华中主力，均系增援徐蚌，几乎全部牺牲。”白先勇书中如此描述白崇禧答辩的场面：“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上，父亲亲自上陈，一一答辩，千余‘国大代表’给予热烈掌声，公道自在人心。”

　　尽管如此，误会依然长期存在。当年资深报人潘公展就在《新闻天地》杂志上撰文提道:“华中的大军视徐淮之告急，若秦越之不相关。”1954年白崇禧写了一封致潘公展的信登在《新闻天地》上，称潘文有不实：“总之，大陆陷……匹夫有责，军人职责，更为重大，崇禧以待罪之身，对我十数万袍泽戡乱报国、奋斗牺牲之忠勇事迹，诚不忍其无辜湮没，含冤九泉，掬诚略述，藉答高明。”在程思远《白崇禧传》用“冷眼旁观”描述这一段，而黄维回忆录中对白崇禧也有怨言。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白崇禧认为只有请美国出面调停和共产党议和，形势方能有转机。蒋介石当时有退意，但是迟迟没有宣布引退，白崇禧连发《亥敬》、《亥全》两封电报，请蒋介石下决议。

　　1948年12月24日百虫由汉口发出《亥敬》电:“……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对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上述献议是否可行，仍候钧裁示遵。”

　　1948年12月30日《亥全》电称：“当今之势，战既不易，合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速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时不我与，恳请赶早英断为祷。”

　　这就是后来被外界称为“逼宫”的两封电报，也有声音称正是这两封电报令蒋介石“被迫下野”。白先勇认为“逼宫”二字，亦不妥当：“当时国民党政权很危险的，我父亲认为唯一能救国民党政权的就是美国出面调停，跟共产党划江而治。不能再打，国民党的兵已经溃败了。美国人要出面调停的话，蒋介石必定下野。他就打电报给蒋介石，那时候这也是大忌讳，父亲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其实按照我看的李宗仁回忆录，蒋介石知道大势所趋，自己已经先提出来下野了。”

　　“按兵不发”和“逼宫”，是外界对于白崇禧的误解，也是蒋介石一直对白崇禧提防的又一颗种子。

　　被蒋介石骗到台湾？

　　1949年12月，白崇禧退至海南岛，当时与他合称“李白”的李宗仁已经由香港飞往美国。12月30日，白崇禧在海口飞往台湾。坊间的说法是，蒋介石邀请白去台北组阁，承诺给出“行政院长”的官衔，白因此决定飞往台湾，这是“被骗”。白先勇认为，最终选择到台湾，是白崇禧人生至关重要的一笔：“我父亲自己讲，这（指去台湾）是向历史交代，跟‘民国’共存亡。别人说他被骗到台湾去，哪那么容易受骗？想到台湾去做官，我父亲是军人做‘行政院长’干什么呢？‘行政院长’有什么意义？而且他在大陆，国防部长他都做过了，他怎么会贪职去做这个。他跟蒋介石相交四十年，蒋介石对他什么样，他当然清楚。”

　　当年的白崇禧有很多归宿可以选：香港地区，以及美国，甚至是中东伊斯兰国家，例如“马家军”的马步芳就移居了沙特阿拉伯。李宗仁亦曾警告白“桂系到台湾无用武之地”。

　　最终去台，白先勇认为这是“顺理成章”：“中华民国诞生他参加了，北伐他完成的，抗战的重要战役他参加了，国共内战打到最后一兵一卒。跟‘民国’共存亡，这是他一生的抱负一生的信仰，到台湾去，这是他自己的节操，从一而终。不错，是蒋介石写信让他去的，但是也是他自己要去的。台湾那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政权风雨飘摇，共军随时可以渡海的，很多人让他不要去，他还跟我妈妈、两个弟弟到台湾去。后来他死在台湾，是死得其所的，他觉得是死在‘民国政府’的地方。”

　　章诒和曾经问白先勇：“战事结束，胜负分明。令尊大人既反共，也反蒋。在毛与蒋之间，最后还是选择了蒋。”白先勇对此的回答是：“他没有选择毛，也没有选择蒋，他选择的是国，‘中华民国’。”

　　白先勇对记者再次谈到这一点：“国就是‘民国’，那是他心中的，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以来，他保护的‘民国’。他一生都是为了保护‘民国’打仗。” 

1946年冬，南京励志社，白崇禧与家属骑马出游。（资料图）

 　　台湾岁月：在监视中度过余生

　　白崇禧到台湾之后，并无高位还一直被监视。白先勇不知道监视何时开始，但是觉得“在我们发现之前就开始了，也许刚到台湾就开始了”。刚刚知道有人监视自己时，白崇禧非常不高兴，写了长信给蒋介石表明心迹，问他为何有跟踪一事。蒋介石派出当时的“副总统”陈诚来解释，说那些人是来“保护”的，陈诚还说自己后面也跟了人。白崇禧回答说：“‘副总统’需要保护，我没有这个必要。”

　　尽管不愿意，监视的人还是跟着白崇禧全家多年。白先勇清楚地记得那辆车的车牌号是“15-5429”，黑色吉普车。他在新书中记了这样一个花絮：母亲马佩璋爱看京戏，有一天晚上大雨，白崇禧带全家一同看戏，刚到戏院门口，跟踪的车也跟了上来。马佩璋往车外瞥了一眼，叹道：“真是辛苦了他们！”让白先勇多买三张戏票给车内的三个人，让他们一同进戏院。三个监视人员慌张了一阵，还是接受了戏票。

　　丢掉大陆是心中的痛

　　1996年白崇禧心脏病发过世，关于他的死因民间有多种说法，传言他被毒死，面色发绿，床头有半瓶酒，床单有撕裂的痕迹，又称医生赖少魂在他的药酒中下毒，更夸张的说法是有一个护士对他用了美人计，趁机谋杀。白先勇说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我弟弟看到了遗体，很平静，完全没有这些迹象。他确实是喝药酒的，没喝完的酒杯放在那里，就传出来毒药一说。那个医生赖少魂，是很有名的‘国医’，人家大‘国医’还会这样下毒吗？”

　　白崇禧的葬礼是“国葬”待遇，在市立殡仪馆举行公祭，“总统”蒋介石以下，党政军高级官员及各界人士前往祭悼的达千人。出殡时，蒋介石早上7点50分就到了，白先勇指着他在葬礼上的照片说：“照片脸上的悲哀是真的，那时候感受是真的。”白先勇在书中用汉高祖对韩信的态度作比，描述蒋介石对白崇禧的心态：“韩信打天下功高震主，吕后设计把他给杀了。《史记》里说，高祖知道了，是‘且喜且怜之’。一方面心腹之患被除掉了，他高兴，另一方面他为自己打过天下，这是将才。”

　　白崇禧说过：“‘总统’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听。”白先勇反复提到这句话：“父亲北伐是参谋长，抗日是副参谋总长，内战是国防部长，一直都是蒋介石最高的幕僚长，这是重用他。但是有些战略上的建议蒋介石没听。我父亲认为军事失败是国共内战最重要的失误，军事上，国民党在战略、战术方面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的。”

　　蒋介石对白崇禧，多有权术上的动作，白先勇说：“到他那个位子，也许非那样不可，我父亲是个军人，政治权谋他不是不懂，他不屑为之。”

　　白崇禧在台湾十七年，一直称自己是“待罪之身”。白先勇回忆：“他觉得国家在自己手里丢掉了，是内心这种的内疚。他会跟我讲，再不反攻，从台湾到大陆的兵都老掉了，反攻的机会就越来越渺小。我们这一辈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那一代都是这样的，有他们的想法，丢掉大陆对他们来讲是很大一个心中的痛。”

　　“小诸葛”的智慧

　　通常只认为说白崇禧是“小诸葛”，是因为他会打仗，但是白先勇的照片集却揭示了白崇禧更多的侧面。

　　北伐结束，蒋介石欲削藩裁军，白崇禧曾向蒋介石建言，自古以来“裁兵不难裁将难”，处置不当，即起祸乱；应将军队调往边疆戍边，巩固国防。他自己请愿带兵往新疆屯边，效法左宗棠治疆。身为回教徒，白崇禧对治理新疆回教少数民族有兴趣，列出过治疆纲要，作过边疆和民族问题的阐述。

　　北伐结束之后，白崇禧治理广西颇有成效，被称为“新斯巴达”。胡适曾经到访广西，对当地大加称赞。最近史学界重新开始讨论对“军阀”的认识，有声音认为当时的广西、山西，都是地方自治做得比较好的，甚至也许是联邦制的某种可能。白先勇说，父亲在广西的治理，美国有专书研究的，书名为叫Guang xi Way，阐述上世纪30年代的广西治理：“那时候父亲在广西土改，减租，想实现耕者有其田，像孙中山那一套建国大纲；打土匪把治安稳定下来；同时训练民团，建设基层组织；办教育，办新学。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动作跟延安的土改是同步的，都在上世纪30年代，但是广西没有搞阶级斗争，有土改、民团、新学，建立学校，中学小学。后来打仗了，抗日胜利归中央管理，这一套全部废弃了。但是到今天，广西人讲起来还是蛮怀念那段时期。”白崇禧在广西练兵也卓有成效，日后广西军在抗日战争中也是重要力量。

　　抗战期间，白崇禧也提出过“持久战”的想法。1938年，武汉军事会议上他说:“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打持久战。”这个方针为最高当局采用，遂成为抗日最高战略原则。白先勇也听父亲说过这个方针：“他是受了俄法战争的影响，俄国人对于拿破仑侵入，俄国人就把拿破仑拖到广大的内地，把他们给拖垮。日本人要速战速决，我们就是要延长它，把他们拖到内地。不在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要全面地对日本抗战。”

　　1947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变，此后一直有人反思国民党在最初到台湾时对待本省人士的策略有误。大陆读者不熟悉的是，“二二八”之后，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在1947年3月27日就到台北展开密集宣慰工作，在台湾一共17日，由北到南，多次广播、演讲，与各界民众代表接触，以国防部长名义，安抚人心，停止滥杀，解救死刑犯，并提出改革台政的方针，建立制度，举荐人才。白崇禧也一贯与台湾省内人士友善，有原住民朋友。

　　在台湾，因为政治上的“去蒋化”因素，国民党在大陆部分的历史也有越来越削弱的趋势。面对大陆的民国热，白先勇评价说：“说民国什么都好，这又是过头了。不过我想就是这样的，历史像一个钟摆，会矫枉过正，先往这边，再往那边，最终会停在一个中间的位置。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跑，能看到多少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