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安臣是一名美国律师，曾就读于诸多名校，林肯政府期间被委任为美国政府十三任驻华公使。于1861来到中国。该年清政府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了以外交为起点的洋务活动。

1867年11月27日，担任驻华公使6年之久的蒲安臣即将离任回国，在总理衙门为他举办的饯行宴会上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不知道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清廷正着急呢，请蒲安臣当团长，艰难地开始了外交之旅。也正因为使团的迫切需要，蒲安臣受委托为中国设计了第一面国旗。据时人记载：“蒲使制大黄旗一面，蓝镶边，中绘龙一，长三尺，宽二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他就这样成了“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的代表”。

蒲安臣被委为中国外交使团一事，在中国教科书上饱受诟病。说辞之一为清廷落后腐败甚至丧权卖国，竟将外交大权委洋人之手；说辞之二是派一个美国人带团去美国，那还不是可着劲儿把中国这块大肥肉往自家那里割？于是就概而言之，说这个团出卖了中国的巨大利益。

遗憾的是，中国人血浓于水的推理判断在这个问题上经常跑偏。比如骆家辉被派到中国、许多人弹冠相庆以为对方给中国拿回来大礼、大显身手爱国时，人家冷冷地来一句：我是美国人。蒲安臣也一样，到了美国显示的态度是：我是中国使团的团长，外交谈判当然是为中国争利。他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到处演说，：“我希望中国的自主，应该维持。我希望它的独立，应该保全。我希望，它能获得平等，这样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

1868年7月28日，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中美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承认中国是平等国家，反对一切割让中国领土的要求。还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这基本就是体现现代国家地位和公信力的免签。美国在条约中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何时开通电报、修筑铁路，何时进行改革，完全由自己决定。美国则通过这一条约得到廉价的华工，解决了内战后和修建太平洋铁路劳动力紧缺的问题。

这场中国近代外交的处女行除了到过美国，还到过英、法、普鲁士、俄国，让古老的中国跟西方建立起了正式外交关系。不幸的是，年仅50岁的蒲安臣在俄国染上了肺炎不治而亡，清政府念其贡献抚恤白银一万两，并授一品官衔。自此之后，中国外交之路打开了，向西方派遣使臣，曾纪泽、郭嵩焘、薛福臣、洪钧、黄遵宪等一大批外交名家应用而生，他们的言行对国家进步产生了重要积极影响。

有许多逻辑就是这样的，站在祖宗肩膀上，却声称自己从娘胎一出来就比哪吒还有本事。数典忘祖，大概就这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