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这是法不责众背景下,中国式过马路泛滥的场景。从表面上看,这暴露出了部分公民素质差的问题。然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中国式过马路却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和文化心理。

随着社会转型和利益分配方式的改变,由于利益分配不均产生的矛盾层出不穷，许多民众在利益伤害中“迂回”成长起来,因而在心理上，经常将自己置于一种“弱势”地位。在社会生活和公共活动中，这一部分人很容易就会将自己的心理处于一种防守心态——不能让自己吃亏。例如，小区的物业费，如果别人不交,我就不能交等等。而这种思维定式一旦带入到公共交通中,就会出现“别人先走了,如果我不走,就会吃亏”的从众心理。正是有着这样的心理背景,才产生了所谓的“中国式过马路”——凑够一撮人时,如果有一个人带头,其他人就会跟进；如果没有人带头,那么大家就会按照红绿灯规则行走。

当然中国式过马路,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现代交通发展的突飞猛进。西方国家民众的交通意识,从马车时代到现代交通文明,有着一个较长时间的培育过程；而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大交通网络的构筑时间也就是二三十年的时间。而且当下城市人口中相当部分是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原来的农村生活经验中交通观念并不重要，这也导致许多民众在城市生活中并没有强烈的现代交通意识，自然也不会对交通规则给予足够的尊重和重视。

基于这样的心理背景,笔者以为治理中国式过马路需要堵疏结合。堵,就是要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违反交通规则,就会受到相应处罚，如协助管理交通或是罚款。违规先行,不仅占不到便宜,还会利益受损,那么大多数民众自然就不会跟进违规。疏,则是要进一步强化交通意识。我市曾采取用绳子在红灯时拦住行人的做法，遏制行人中国式过马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然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手法,但却能起到强化行人遵守红绿灯交通规则的意识,在一段时间之后,当行人交通意识已经内化为自觉行为准则时,外在的绳子就能转化成内在的行动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