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当审判长

1980 年9 月，全国人大根据党中央的建议，通过了一项特别决定，宣布成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任命黄火青为特别检察厅厅长，江华为特别法庭庭长兼第一审判庭审判长，负责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伍修权为特别法庭副庭长兼第二审判庭（军事法庭）审判长，负责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1982 年中顾委成立后，黄火青、江华、伍修权都担任了中顾委的常委，尤其是伍修权还兼任中顾委临时机关党委书记。

伍修权平易近人，和他接触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感觉。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有关两案审判的情况，他都耐心地作了回答。

我问他：伍老没有搞过法律方面的工作，怎么会任命你当审判长?

他说：中央有个审判两案的七人领导小组，主要是考虑受审的主犯中有许多军人，而且都是红军时代就参加革命的，我被认为在资历和声望上能够担当起这个任务，就由胡耀邦、杨得志等同志推荐，参加这个小组，并被任命为审判长。他还说：我原来是没有从事过法律工作，对很多法律知识不熟悉。既然党和人民委托我干这件事，不懂就学嘛！我把我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令，都找出来一一反复研读，对照我们受理的案件，看某个犯人符合哪条哪款，并把它记得很熟。因为到开庭时就不能临时再去看本本。除此之外，我还看了一些有关审判的影片，增加一些感性知识。

伍老当时已是年过70的古稀之人了，这种精神真是令人感佩。我又问：审判工作是从哪儿入手的？中间碰到过什么曲折和困难吗?

他说：首先要确定审判范围，什么人才能构成主犯。我们开过五次座谈会，法官们认真仔细地进行比较，提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当时争论很激烈。我提出，这样大范围的审判对象，一是调查任务太重，二是主次不分，四面出击，没有主战场。后来黄火青和我们领导小组的同志共同研究，本着依法论罪的原则，最后确定了10 名主犯。主犯确定后，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划分罪行和错误的界限。开庭前，起诉书写了三十几稿。最大的问题是把党内路线斗争同林彪、江青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扯在一起了，如在第一审判庭中，开始的突破口就没有找准。当时起诉的第一条罪状就是“长沙告状”，即江青、张春桥为篡夺国家领导权，于1974 年10 月派王洪文去长沙，向住在那里的毛主席告状，反诬周恩来、邓小平正在搞“篡权活动”。可是当时江青等人在党内是有合法地位的，党的副主席王洪文去向毛主席讲意见，尽管内容是诬蔑不实之词，但构不成犯罪。此事新闻媒体报导后，国际国内都有反映，因此，在判决书中对“长沙告状”就一字不提了。这算是一次失误吧！说到这里，我插话说，判决书最后是经胡乔木同志修改的。我当时给他当秘书，他对我说过这件事。

我又向伍老提出：在法庭上如果出现预想不到的情况怎么办？

伍老说：在正式开庭之前，我们按照实际开庭程序，搞过几次练兵性质的预演，即指派几位同志分别扮演各个主犯，如同正式开庭一样，由法庭一一押解出庭，程序和气氛要求与真的完全相同。开始，要受审的假犯人以真犯人的口气，尽量为其罪行狡辩，再由审判者予以驳斥。这虽然有点像演戏，但实际上比审真的犯人都难。因为假犯人一是没有精神压力，二是熟悉案情和审判员，可以钻空子予以纠缠。我举一个例子，假扮吴法宪的“犯人”突然提出一个问题，说他与作为军事法庭的副审判长黄玉昆过去在空军共过事，两人曾经有过矛盾，这次黄玉昆可能会乘机报复，因此，黄玉昆应该回避，不能参加审判。这个意外的问题，使黄玉昆同志措手不及，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我稍加思考后，马上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精神回答说：这次审判工作的人选，是经过人大常委会严格审查和慎重考虑后决定的，根本不存在个人报复问题。因此，包括黄玉昆同志在内的全体审判人员，都没有回避的必要，“犯人”提出的问题是没有根据的，本法庭予以驳回。伍老说，真正审判时，比预想的要顺利得多。原来估计江青会在法庭上胡搅蛮缠，大耍“女皇”的威风，可是她实际上到庭以后却一声不吭地静静听完对他们的长篇起诉书，只是在宣判“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时，才叫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