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佚名，原题为：《释放蒋介石周恩来事先知情追到机场并非为了阻拦》

西安事变已过去70余年，由于各方资料披露的程度不一、内容不一等原因，因而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仍存在许多谜团和差误。比如，长期以来，关于西安事变中释放蒋介石的流行说法是，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十多天，即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匆忙释放并亲送蒋介石回了南京。那么，历史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周恩来对此是否完全不知情？张学良和周恩来各自在释放蒋介石问题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近年来披露的资料，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近年来台湾披露的两份日记，都对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问题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在很多细节上与内地说法不同

台湾《近代中国》杂志依据蒋介石孙媳方智怡提供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日记影印本，于2003年在第153期公布了《蒋中正先生西安事变日记》；依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宋子文档案，于2004年在第157期公布了《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这两份日记都对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问题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很多方面与内地一般看法不同。

不同之一：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非临时决定

据宋子文日记记载，宋子文和张学良在24日晚“讨论出其不意带领委员长到机场搭机离开西安的可能性”，最后决定：“如果情况不乐观，我要以极力要求另一个停战期限的延长为藉口，迫使蒋夫人明天早上启程前往南京。晚间，我和张将用汽车运送委员长到张的势力范围，然后经陆路到洛阳。”蒋介石日记也证实，25日“晨刻，子文来言，张决心送委座回京，惟格于杨虎城反对，不能公开送出城。”因此，张学良的计划是，以要回南京调解为借口，“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上飞机先行”，而蒋介石则化装后到东北军驻地，“然后再设法起飞”。但是，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蒋介石日记指出：这是因为“余妻即往访张，若委座不离此，即余(妻)亦必不离此”，张学良“心有所感，乃允设法同飞”。这样，单独放走蒋介石的计划就未能实行。宋子文日记也指出：这是因为“委员长已明确表明，如果不是同一天离开，他就不想走了”。

这说明，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非像以前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是临时仓促决定的，而是早就有所计划。但当时具体情况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总之，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张学良有过不顾杨虎城反对而独自释放蒋介石的计划，只是因为蒋介石夫妇的反对而放弃。

不同之二：蒋介石在被释放前和周恩来进行了达成合作的会谈

一般史书都是记载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只于12月24日晚和蒋介石会谈了，都没有具体说明周恩来和蒋介石在12月25日上午的活动。而这两份日记则都指出周恩来在25日上午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会谈，对双方的停战与合作达成了共识。据宋子文日记，25日上午“周见了委员长，并解释说，共产党过去一年来为保存国力，曾试图避免打仗。他们并没有利用西安事变，而且建议的措施也同数个月前提出来的一样。现在他们要求委员长的保证：(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对于周恩来提出的条件，蒋介石回应：“共产党向北推进抵抗日本一直是他的希望，果如周所言，共产党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服从他的领导，他将像对待自己子弟兵一样看待他们”，“委员长要周，休息够了，也针对相关问题详细讨论之后，亲自去南京”。可见，蒋介石实际上都答应了周恩来提出的条件。蒋介石日记也记载了这次会谈，蒋介石在会谈中表示：“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且听命中央，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单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恩来则回答：“红军必受蒋先生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至此，蒋介石明确同意不“剿共”，但要中共受其指挥；周恩来则答应拥护蒋介石的领导。两人对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和进行合作达成了共识。正是在这次成功会谈的当天下午，蒋介石被释放而离开西安。

不同之三：周恩来在这次会谈后答应帮助蒋介石当天离开西安

据蒋介石日记，会谈顺利结束后，“周乃作别而出。子文属(同“嘱”)其再说虎城，使其赞成余今日回京，周乃允之”。可见，此时蒋介石一方认为当天离开西安的障碍只是杨虎城，要周恩来对杨虎城进行劝说，让其同意蒋介石当天就走，而周恩来也答应了。周恩来答应后，事情马上有了改观。“约下午二时半，子文来言，请准备后，即可行。”可见，杨虎城显然态度大为改变，蒋介石出城已无阻碍，并且蒋介石日记还指出，蒋介石临行前特召杨虎城前来训话。宋子文日记也证实了这些：宋子文“极力向周主张委员长立即离开的必要性，再拖下去，将意味更复杂，而且战火一开，就很难压制”。宋子文还列举了多条具体理由，其中有“委员长已明确表明，如果不是同一天离开，他就不想走了”。这很值得注意，“不是同一天离开”，从日记上下文来看，只能是指张学良开始制订的让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开走的计划。这很耐人寻味。如果周恩来对此计划不知情，而计划已确定放弃，宋子文根本没必要说出如此重大的隐秘，使得谈判节外生枝。可见，宋子文这样说出来，说明周恩来对这个计划是知情的，并且有所赞同，而宋子文在这时提出异议，极力让周恩来说服杨虎城，以便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当天同走。最终，“周承诺尽最大努力，也是在最后关头他说服杨将军的”。

对于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我们当然不应该完全不加分析地全部接受。但是，由于日记本身带有记述亲身经历的性质，比一般回忆性史料可信度高，更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处于敌对的状态，蒋介石生前甚至没有透露在西安事变中见过周恩来；所以，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上做出了很多努力并最终促成，蒋介石和宋子文不可能在日记中对此有所虚构或美化。而且，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基本可以互相印证。因此，这两份日记所披露的这些材料，具有很高的真实性。

对几个问题的重新审视

在释放蒋介石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1.如何看待张学良所说的周恩来到西安后俨然成为了“谋主”？

1936年12月25日早晨，张学良在回答部下的劝阻时说：“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疑不决，我就去说服虎城”。(《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3页。)这说明张学良在12月25日上午还在设法说服杨虎城，而周恩来则是同意释放蒋介石的，但材料中没有具体说明周恩来是否同意当天就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本人后来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提到：他捉住蒋介石后，电请周恩来到西安，而“周到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并且“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这也证实是周恩来说服杨虎城同意释放蒋介石的，而且周恩来既然是“谋主”，对于释放蒋介石这么重大的问题，张学良理应告诉周恩来。

2.如何看待杨虎城陪送蒋介石去机场？

在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当晚，杨虎城曾对部下说：“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前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67页。)可见，杨虎城在陪送蒋介石到机场时，以为张学良已向周恩来说明了，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从而没有反对。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至少是他认为周恩来很可能是同意当天释放蒋介石的，甚至还有可能同意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这应该与周恩来对他的说服工作有关。而且，如果没有对周恩来说服工作的充分了解，没有对杨虎城会同意蒋介石当天就走的基本把握，一度计划单独释放蒋介石的张学良，应该是不会贸然拉着杨虎城一起送蒋介石去机场的。另外，杨虎城认为“不能就这样放”，其中的含义是不明确的，可能是“不能当天就放”，可能是“不能无保证地放”，也可能是“不能让张学良亲自陪送”。杨虎城的判断具体是哪儿失误了？西安事变的亲历者申伯纯认为：“杨本不同意无保证的放蒋，更不同意张亲送，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又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意张亲送蒋走的事，当着蒋介石的面又不好争执，只得和张一起去飞机场送蒋介石。”(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2－93页)

3.周恩来为何追到机场？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听了张学良卫队营长孙铭九的报告，才知道张学良要送走蒋介石。据孙铭九回忆：当周恩来得知张学良送蒋介石去机场后，“他拿起衣服边穿边往外走，还催促我说：‘快走！快走！我们去飞机场。’”(《“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如果张学良是私自释放蒋介石，周恩来只身一人是难以劝阻的，他得知消息后，应该首先尝试和杨虎城等人联系，做出必要的部署，包括指挥邻近部队监视并控制机场、警戒张学良的部队等。但周恩来只是拿了衣服就和孙铭九一起去机场劝阻，应该是他担心张学良到机场后会陪同蒋介石一起飞往南京，认为对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这种个人行为，只需要也只有自己亲往才能劝阻，而没有必要做出其他应对的措施。显然，从周恩来对此事的反应来看，他赶去机场，不是为了劝阻张学良释放蒋介石，而是为了劝阻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周恩来对于此事也有几次论述，都是叹息张学良不该亲送蒋介石，而从来没有责备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56年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明确指出：“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送，但我到飞机场时，飞机已起飞了。我当时对人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看坏了，他现在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周恩来当时赶去机场，是为了“再劝阻不要去送”。显然，当时周恩来已经劝阻过张学良不要亲送蒋介石，也就是说，周恩来此前已经知道张学良要释放蒋介石，只是劝阻张学良不要亲送而已。

4.怎么看待西安事变的重要知情者端纳直言是周恩来解救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时，澳大利亚人端纳作为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西安参与了多次谈判，并和蒋介石一起坐飞机离开西安，是一位重要的知情者。1945年，端纳在菲律宾对记者的谈话中说：周恩来起了在张、杨间的调解者的作用，挽救了这可怕的局面。端纳还认为，实际上是周恩来使蒋介石得以安全离开，否则就不是这个结果，也可能事情将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周恩来……实际上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的最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将军从绑架中解救出来的。”(［美国］《纽约时报》1945年2月28日)这充分说明了周恩来在释放蒋介石一事上的作用，他不仅是知情者，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决策者。

可见，这些有关资料和台湾所披露的两份日记是相互契合的，只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其中的线索。

 事后我党对释放蒋介石问题的态度

　既然历史如此，为何长期没有为人所知？这与我党对释放蒋介石问题的事后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

12月25日当天，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就认为：“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毛泽东也在当天的一封电报中指出：“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12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因形势急迫，没有待到履行停战撤兵之先决条件即于二十五日下午释放蒋介石，张学良送之至洛阳。蒋抵洛后当夜已下令撤兵。”1956年，周恩来还指出：“捉蒋以后再杀是困难的，因为那时就全中国的局势说，杀蒋不如放蒋有利，至于早放晚放关系不大，晚放也可能出别的枝节。”

更饶有趣味的是，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从洛阳回到南京，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诬称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因“反动派煽惑”和自己防范不周，而其解决是因张、杨在自己的“感召”下“勇于改过”。对此，毛泽东于12月28日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加以驳斥，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答应实行的六项条件，指出蒋是“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并特别指出：“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言下之意，不辩自明。

早在西安事变期间，对于我党与西安事变关系的问题，我们就很注意把握宣传分寸。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宣传方针问题，专门发出指示：“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理，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即使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对于西安事变的宣传仍很慎重。 1986年3月，中央宣传部还特别发出《关于慎重发表有关西安事变材料的通知》，指出：“发表有关西安事变的材料应该非常慎重，要考虑政治后果，要有利于同志间的团结，有利于促进祖国早日统一，有利于张学良将军的安全。对于有争议的人和事，一般暂不涉及；对于涉及重要机密的史料，一定要严格注意内外有别，严防授人口实，授敌以柄。”可见，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张学良的安全等，我们长期以来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有所保留。出于这样的考虑，没有论述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中的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回避周恩来的作用，就可以突出张学良，有利于张学良的安全；同时还可以维持蒋介石“体面”地回到南京，突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的内部问题。

依据前文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得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不是临时的决定，他曾有过单独释放蒋介石的计划，后来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会谈成功后，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和帮助，才释放了蒋介石；周恩来对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是知情的，并提供了关键性帮助，说服了杨虎城，但对张学良亲送蒋介石是不知情的，得知消息后赶往机场劝阻为时已晚。

现在，张学良、宋美龄等处理西安事变的当事人都已逝世，国共两党也因祖国统一的重任而关系大为改善，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协作，如实研究西安事变，弘扬这种为国家利益而放弃党派纷争、不计前嫌的精神，无疑是有裨益的。(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