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必须重新思考，信息公开如何做到制度化、常态化，避免“我的善款你做主”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汶川地震，百余艺术家义拍筹款8472万元定向捐给红会，但此后便不知善款去向。对此，红会发表说明，称这些善款用于“博爱家园”项目，虽未按指定项目使用，但与捐赠人意愿总体一致。红会还声称，在捐款使用、灾后重建从决策到实施的全部过程中，及时与捐赠人沟通确实做得不够，对捐赠人的服务也做得不够。（5月1日京华时报）

定向捐款，却被红会擅自更改捐款对象，这可谓是“我的善款你做主”。尽管，红会方面的说法是，“与捐款人意愿总体一致”，只是沟通没有做好，没有及时告知，因此道歉。尽管，有关专家的说法是，这样的更改不合情但合法，红会把握了捐赠者的意图，并不存在善款它用的问题。可这样的解释真的能够缓解公众的信任焦虑，真的能够提升红会的公信力吗?

红会当前的最大危机是信任危机，而这种信任危机恰恰来自信息不对称，来自信息公开不够。因此，这样的解释很难起到说服公众的效果。“我的善款你做主”不仅仅是善款使用的问题，更是信息公开不够的问题。　

退一步说，如果红会在更改捐赠对象时，有信息充分公开的过程，那么捐赠者也不会过分敏感。因为，善款的走向他们可以看得清楚，善款的使用情况，他们能做到心中有数。如果确实事出有因，那么将善款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也算是善始善终。人们不会过多计较。问题是，这个私自做主是没有公开的，这也就加重了人们的疑虑——我的善心是否用到了地方?　

因此，公众在质疑“我的善款，你为何做主”时，除了担心善款使用，更期待信息公开。如果红会对全部捐款做不到信息公开，那个案的澄清并不会带来根本改变:此次的事情因为追问而清楚了，下次恐怕还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可遗憾的是，关于慈善信息的公开还缺乏强制性规定。虽然，关于慈善公开的直接规定有民政部制定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但这个规定依然是指导性的。信息公开依然取决于慈善机构的自觉。当然，有人会说，关于慈善机构还有年审制度，但同样遗憾的是，那些所谓的丑闻好像都不是年审机构披露的，这就意味着年审看上去严厉，但实质上可能并没有那么有效。所以，尽管各方一直强调信息公开，但慈善信息还是如雾里看花。

红会必须重新思考，信息公开如何做到制度化、常态化，避免“我的善款你做主”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而如果这一点始终无法做到，那么就算红会看上去态度如何诚恳，人们依然会疑惑重重，如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所期待的“两到三年内公众改变对红会印象”恐怕不易。

（李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