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后,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完全中断。到达陕北后,如何尽快与外界取得联系成为当务之急。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说,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在最初的几周里,对周恩来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电台和保持同外部世界的通信联络。这对根据地是生死攸关的事。”那么,红军是如何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的?宋庆龄在中共中央恢复与外界联系过程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对红军提供了哪些帮助?
一、1935年冬,首先联系上的是宋庆龄的电台
1935年11月中旬,共产国际派遣的林育英(张浩)到达陕北,不久,中共中央就与宋庆龄建立了电讯联络,但由于当年极其严格的保密原因,当事人刘三源与廖辉却误以为他们与“莫斯科”或“欧洲的共产国际”电台取得了联系。当年中共中央机要科副科长刘三源回忆说:为了尽快与苏联取得电讯联系,用张浩带来的电台呼号和密码,经过一两天的呼叫,很快就与莫斯科电台联系上了。由此推算,联系上的具体时间当在11月下旬。另据当年负责与共产国际通讯的廖辉回忆:“大约是1935年底至1936年初之间”,电台在开设后的第三天深夜一两点钟,“沟通了欧洲的共产国际电台”。上述两人对时间的回忆刘三源更为准确,因为中共中央不可能等到12月底才刚开始架设电台进行试探。
1936年1月1日,毛泽东电告朱德:“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国际亦有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对此,西安事变时担任宋庆龄秘书的李云回忆: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冯雪峰见了宋庆龄,首先感谢她的帮助,使得党中央很快与上海党组织恢复了联系。”可见,中共中央是在与宋庆龄沟通之后才联络到上海局的。此后,上海局就经常使用宋庆龄的电台与陕北联系。1936年5月28日,冯雪峰给中央写信说:“未知国际方面已通电否?此地可设法打通。”当时上海局还没有建立电台,冯雪峰显然已经知道宋庆龄的电台可以“打通”共产国际。
再看当年宋庆龄电台成员路易·艾黎的回忆: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定时得到外部世界的信息。”艾黎所回忆的时间也正是1935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完全对应前述中共中央与宋庆龄电台建立联络的时间。
由此可见,上述刘三源与廖辉以为的“莫斯科”或“欧洲的共产国际”电台,其实只是共产国际的派出电台,也就是宋庆龄的电台。
二、1936年6月,与共产国际电台直接联络的建立
为了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电台联络,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规定了将在1936年2月至7月的东征期间需要实现的目标,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山西“完成与苏联的通信联络”。
1936年5月30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我们同友邦通讯联络快要成功。”同年6月25日,共产国际书记处联络处主任缪勒尔写给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比较详细地说明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络恢复的过程:“到1936年6月1日,终于从阿拉木图电台得到消息说他们已经收到了苏区电台的讯号,这种讯号是他们1934年红军使用过的。6月7日,伊尔库茨克电台又收听到苏区的信号,此后每天都可以收到并开始转播消息。”“直到6月8日和9日又收到两封电报,一封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表示了对恢复联系的高兴,另一封说老的密码都已经遗失。”6月29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7月2日,中央收到王明的回电。当天11时, 张闻天致电博古:“国际电台已畅通”。
至此,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才真正建立了电台的直接联络。
三、电台联络建立后,宋庆龄对陕北根据地的援助
陕北与上海的电讯联络建立后,宋庆龄立即开始了一系列的援助行动。
其一,运送大功率电台。当时宋庆龄采取的第一项行动是向陕北运送大功率电台。
其二,派遣董健吾。“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首先是经过宋庆龄的努力送到陕北的。1936年1月,牧师董健吾应邀到宋庆龄家里。”“宋当面交给他一封重要的信件,要他送到瓦窑堡面交毛泽东、周恩来。”
其三,派遣斯诺与马海德。当年宋庆龄电台的成员艾黎说:“当讯息传来,需要派一位进步记者和一位医生到西北去时,她做了工作,使埃德加·斯诺同意与马海德大夫一起作这次冒险的旅行。”这一“讯息传来”是在1936年初,因为斯诺与马海德医生经过董牧师的安排,在1936年春开始访问红区,结果未能如愿,才有了随后的6月之行。
其四,运送重要物资。艾黎说:“长征结束,红军在陕甘宁边区会合后,我们便开始努力购买和运送大批药品到遥远的西北共产党地区去。”这种及时互动,当然也是电报沟通的结果。
其五,她的电台成为苏联与陕北的重要中转站。张闻天1936年12月5日向莫斯科催款时就在电报中这样询问王明:“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至于西安事变中宋庆龄的电台所起的重要中转作用更是众所周知。
(作者薛海玲 孙果达 分别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讲师、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