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沦陷区艰苦维持
1937年11月5日，日本柳川平助中将指挥中国派遣军三个师团金山卫登陆后，国民党军队全线败退。别动队官兵也遭分割，一部退入浦东，依托人地两熟分散游击；小部缴械后进入英法租界；更有众多官兵被打散后运用社会关系各显神通做工人、店员、商贩、小学教员，混入汪伪军警及乡镇公所，生存下来。尔后，当“忠义救国军”重新回到沦陷区活动时，许多人又与之接上关系。
别动队成建制一部及青浦、松江两特训班人员，近2000人，由俞作柏率领绕道撤退后方，于12月间抵达安徽省祁门县历口。毛森率江山特训班及浙东一部赶来会合。这支部队于1938年1月在历口整编为两个教导团，教导总团长由戴笠自兼，俞作柏为副总团长，负责实际工作。
1938年3月13日，戴笠接奉蒋介石电令:“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之国军，期以加强敌后游击”，即派阮清源、鲍步超等潜赴日占区，会合坚持江南敌后的干部及武装积极收容扩编。加原有两个教导团，戴笠手中游击特种武装又逾万人。为避免与康泽所统辖的别动队名称重复混淆，更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使在陷区民众特别是农村及帮会中，以“忠心义勇救国救民”作号召。戴笠呈请蒋介石于1938年5月批准，将别动队改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戴笠兼任。分批开进江南敌后作战略展开，同时进行宣传，维系陷区人心。
“忠救军”总部也前进进驻浙江孝丰；后移驻安徽广德县王岭。总指挥戴笠不兼后，先后由俞作柏、周伟龙及阮清源接任总指挥。
“忠救军”扩大和强化
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正式结成军事同盟。戴笠报请蒋介石批准后，扩大和强化江南敌后的“忠义救国军”。他调代理总指挥阮清源少将去将官班受训，邀马志超中将出任“忠救军”总指挥，派郭履州少将出任参谋长。又加派王春晖少将为副总指挥。
马志超于1943年10月9日抵达王岭，决定首先整编扩充队伍。当时长江三角洲有不少地方抗日队伍及江湖草莽英雄，把他们的武装收编。如张熙明本是上海女工，“八一三”后拉起队伍打日军；黄八妹原是金山县扶王埭人，早先贩私盐走江湖，能双手开枪，全面抗战爆发后，她拉起一帮弟兄树起抗日大旗。与此同时，加强官兵战技教练及政训。轮流抽调各部员兵接受美、中教官特种训练、爆破、擒拿、情报、电讯等技术。对所收编的地方游杂派去副指挥或参谋长，建立政训室，以紧控该部。军统干将沈之岳，被派任“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通过政训，给官兵灌输反共法西斯思想，效忠蒋介石，成为党化特务部队。
至1944年春，“忠义救国军”共拥有3个(第二、第三、第五)纵队，5个行动总队、若干地方支队、独立大队，官佐员兵3.1万余人。其骨干大都出自中央军校或警官学校，是经过特训的军统死党。其第五纵队司令，由军统局东南区(驻于潜县乐平)少将特派员兼中美合作所东南前进指挥部(驻分水县印渚)主任毛森兼任。
1944年，忠义救国军的活动地区在长江以南，以京沪杭金三角为重点，为苏南、浙江敌后地区，是国民党军第三战区辖地，因而，忠义救国军也受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节制。马志超在忠义救国军部队长会议上强调:“委座谕示:本军任务是确保京沪杭广大面；侦察监视日军动向，收集情报；相机策反汪伪军；以迎接盟军沿海登陆反攻。应严密注意新四军的活动，务坚决阻抗共产党武装进入京沪杭地区。”
积极制造与中共的摩擦1944年后，戴笠策反汪伪军，也收得一定成效:周佛海和税警副总团长熊剑东表示坚决服从重庆命令。驻防嘉兴、松江的汪伪和平军第十三师则与“忠救军”互通声气，其少将师长丁锡山暗中接受军统参议名义。当“忠救军”淞沪指挥部军费不继时，周佛海一次拨给巨款。一次美军战机遭日军射击起火，飞行员跳伞逃命，进入汪伪控制地区。汪伪乡公所人员把他秘送黄八妹处，后安返重庆。
“忠救军”在京沪杭敌后及浙江坚持对日本和汪伪“特种作战”，其中有:反清乡反扫荡，破击治安肃正；震撼汪伪军政警察并相机策动反正；为国军和盟军海空军提供日军行动及气象情报；准备了接应美军空降及两栖登陆我东南配合对日军大反攻等。由于国民党排共反共方针，“忠救军”与新四军摩擦争斗剧烈。由于蒋介石一贯重视京沪杭这蒋氏起家创基宝地，“忠救军”奉蒋介石密令更竭力防堵中共武装进入京沪杭，由于军纪不良，干了不少扰民残民的勾当。此前叶飞所部挺进苏常逼上海市郊时，“忠救军”杨蔚部率部蓄意阻挠，造成冲突。只是由于那时国内大势仍是合作抗日，经调处，双方暂无严重战斗死伤。
此后，“忠义救国军”加紧反共，在澄锡虞、浙东、太湖及天目山区一带，不断破坏中共组织，捕杀革命干部，甚至密告日、伪军，以借刀杀人。黄八妹的部队曾奉调南渡钱塘江到上虞余姚一带，协同“忠义救国军”艾庆璋部攻打新四军浙东部队，不料，遭到何克希、刘亨云主力痛歼，几遭覆灭。她的丈夫所谓副指挥谢友胜被俘，新四军本着团结抗日的精神，教育后将他释放。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继续其敌对政策，军统又加紧武装“忠救军”反共，随着抗日胜利将迎，“忠义救国军”与中共武装的对立更为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