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感激涕零。他比毛泽东小14岁，他把自己当做毛泽东的“学生”。他庆幸自己找到了一条向权力高峰攀登的最佳“捷径”!于是，林彪异常卖力地组织对彭德怀的批判。他要树一树自己的权威，他要拉起队伍，他要扫除晋升路上的障碍。

1959年9月8日，康生建议林彪将毛泽东9月1日《给诗刊编辑部的第二封信》拿到批判会上宣讲。

林彪即刻心领神会了。康生说：“这可是给你提供的重磅炮弹。”林彪说：“很好!会议急需重磅炮弹来增加气氛。”

毛泽东的话通过林彪那拿腔拿调的嘴，再通过扩音器的特有效果，更显得声色俱厉：“毛主席在信中指出：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总路线‘错误严重，，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等等，把社会主义的晴朗天空，吹得乌云翻滚，一团漆黑!”

他说，毛主席对他们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给予了严正的谴责：“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做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将军们大惑不解的是，这些话里哪些是毛泽东说的，哪些是林彪说的呢?可又一揣度，似也不必深究：毛泽东说的便如何，林彪说的又如何，不都是坚决执行吗?反正二者合一，同等的重要，同等的威严。

接下去的批判会，变成了表态会。既然人人想过关，当然人人都得表态。批彭反右j这是毛泽东定的“主旋律”，你就跟着“大合唱吧”，滥竽充数也好，随声附和也好，如影随形也好，千万当心，别走了神，别跑了调，别错了节拍。

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人和几位元帅，也都先后到会，做了表态性发言。

刘少奇在讲话中形象地比喻说：“飞机从北京飞回南京，它的航线总不会笔直的，总是忽左忽右，有上有下。但要看到它的大方向不变，总是要飞到南京去的。大运动嘛，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只要是动机好，效果对，就不应该把它搞得那么严重；只要大方向对头，就不要过多强调它采取什么方式方法。我们忽视了这条，这个教训是要总结的，今后工作才会做好。”

这段话，当然是巧妙的折衷主义：既肯定了“三面红旗”“方向对头”，又暗中偏袒了彭德怀。这段话到文革时期成了指控刘少奇“反党”的一条罪状。

刘少奇对彭德怀的批判所依据的“事实”也是与毛泽东一致的。这就是：第一，彭德怀曾参加过高饶反党联盟；第二，彭德怀组织了“军事俱乐部”；第三，彭德怀“里通外国”；第四，彭德怀在庐山“急于发难”。

彭德怀听了，气愤地将铅笔一摔，闭上了眼睛。

周恩来的讲话很沉重。他除了批评彭德怀等人在庐山的表现是欠妥的，不慎重之外，主要讲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将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酿成今日的错误”。但周恩来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很快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笑了笑说：“他历来如此，和稀泥。”

9月9日，彭德怀得知军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已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恳切的批评，都当做是对自己的打击。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30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