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这两天北京开始严罚“中国式过马路”,媒体对这一现象的讨论又在增多,为此,《人民日报》记者还专门采访了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这位所长对记者义正辞严地说,“闯红灯就是违法,不应有任何借口”(4月11日《人民日报》)。

　　看到这样的报道真的让人哭笑不得,本来是连幼儿园小朋友都该懂的道理,却在社会范围内热议,真的有点滑稽。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现状。虽然这个事情从逻辑上讲不通,但是我们可以求助黑格尔那句万能的名言,“存在就是合理的”,中国的事情永远都有中国自身的逻辑,任何一种社会病的表象背后都深藏着社会心理病。

　　很多人违反了交通法,不但不以为耻,还振振有词地向交警和协管员叫板,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很多,有一种原因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可能是弱势心理在作怪。这种弱势心理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交通行为中,行人与机动车相比,行人是弱势,机动车理应礼让行人,很多人认为交通执法只要管好机动车就可以了,行人违法不是什么大事,交通执法向行人开刀是小题大做,甚至一些媒体也持此种观点。事实上,城市的交通系统如同生态链,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是生态链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整个生态链的全面瓦解,行人违法绝非小事。

　　弱势心理另一方面的表现就比较复杂,不仅仅是简单的交通问题了。记得有一个在网上流传很广的视频,视频上一位大姐因为电动车被扣,追着执法交警吐痰,一边吐还一边大喊“我是农民,我是农民”。视频中这位大姐对自己违法行为的辩解始终只有这一句,不知道交通违法与是否是农民有什么关系,但我理解她的意思是,我是弱势群体,交警应该对我的违法行为网开一面。这样的思维其实是很普遍的,北京著名交警孟昆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执勤的路口闯红灯的行人大致可分为老人、学生、外省进京务工人员三类,对他们罚款,孟昆玉认为很难。老人和学生当然是需要受到社会呵护的群体,外省进京务工人员大概也和视频中的大姐有同样的心理。

　　弱势群体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有交通违法的“特权”,所以交警执法时会遇到他们的激烈反抗,这也就是为什么孟昆玉认为这种执法很难的原因。正因为这种执法难,很多交警不愿意去碰,结果导致行人交通违法成为惯性,说“中国式过马路”是执法惯出来的毛病也不为过。

　　弱势群体认为自己有违法的“特权”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所谓的社会公平从来都是承认差异后才有的公平,而不是绝对的“公平”,公平就是要向那些弱者倾斜,给他们“补齐”,这样的社会才公平,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家和社会会制定很多向弱势群体倾斜的法律和政策。但是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社会的公平,要靠国家的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来实现,而不是倚弱卖弱地撒娇,不是突破法律的迁就,更不是利益上的亏欠通过违法来找齐,这样只会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丛林化,而不是更加文明。

　　无论是强势群体的特权意识,还是弱势群体的特权意识,其本质都是以自身的特殊性作为武器超越现有的规则。但我们要知道一个社会为什么要有规则,规则是盾牌,无论强势还是弱势都能受到规则的平等保护,失去了规则每个人都会暴露在他人的伤害面前。我们说当前的中国急需建立规则意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当前的中国,无论是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都在通过或明或暗,或浅或显,或以钱权收买,或以争吵闹事的手段来挑战和冲击规则,规则一方面在捍卫着社会公平与秩序的底线,一方面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事实上是一种可怕的危机,它威胁到了每个人的生存,威胁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

　　所以从这种角度讲,如果我们通过对“中国式过马路”的讨论,能够达至社会规则意识的层面,达至对每个人权利和自由捍卫的层面,那么,“红灯停,绿灯行”,这个浅显的道理被小题大做的热议,就不会显得滑稽,而会变成一个沉重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