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口凑够一拨人就走，与红绿灯无关。这种现象被称为“中国式过马路”。即日起，北京交管部门将依法严管此类违法行为，“带头”闯灯的行人将被罚10元。

无独有偶，8日开始，南京交管部门对“中国式过马路”动真格，闯红灯、横穿马路要罚20元。一天下来，南京有81名行人被处罚，其中27人被通报单位。

严罚带头人、通报单位，这两项处罚措施也很“中国式”，不妨被叫做“中国式处罚”。不难看出，“中国式处罚”是对“中国式过马路”量体裁衣，对症下药。但是否能药到病除？个人觉得不太乐观。

严罚带头人更中国一点儿的说法叫做枪打出头鸟。这做法看起来有点儿道理，因为“中国式过马路”的一个重要成因就是跟风、从众心理。面对管理，想着法不责众；面对车流，想着人多势众。这样就可以不管不顾，堂而皇之过马路了。

可转念一想，要是带头人反问交警“为什么只严罚我？”交警该怎么回答，说因为你带了头？作为执法者，这样的答复明显很不法治——带头者不能被视作主犯，跟风者也不能被看成从犯，从违法事实上来说，二者只有违法的先后之分，没有轻重之别。所以，你凭什么执法有宽有严？

再者，如果严罚带头人众所周知了，尾随带头人，第二个第三个以至第N个闯红灯的行人，是不是更鸡贼、腹黑、狡诈？别忘了，“天塌了有个子高的人撑”也是深入骨髓的中国式的智慧。

通报单位这处罚措施，特别像孩子在学校犯了事，老师随手甩出的杀手锏：叫家长。最起码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但与“叫家长”相比，通报单位也明显很不法治，80后、90后会告诉你，“这不科学”。家长是学生的监护人，可单位不是员工的监护人，员工闯红灯是个人行为，与单位可能只有半毛钱的关系。通报单位是要作甚？说白了就是施压，就是折损你点儿面子，面子这事儿，特别特别的中国。

上面是说法论理，具体到执行，也是难度颇大。南京的记者统计了一下，交警在一个半小时内，一共拦下了30名行人，但只有6个人愿意掏钱，其他的都说没带钱。这种情况，交警也无法采取强制措施，批评教育之后予以放行。

毋庸讳言，缺乏规则意识是我们的通病。可越是缺乏规则意识的群体，越是要求每一条规则的合理和可行，才可能产生遵从的意愿和行动。而面对那些制定过程不透明，一旦遵守又感觉别扭甚至利益受损的规则，人们的第一反应就可能是想办法钻过去或绕过去，而不是遵守它。别忘了，设法变通和钻空子是我们很拿手的。

其实早在去年10月份，石家庄就开始对中国式过马路下手：对小路口闯红灯的行人，全部处以50元以下罚款；对大路口群体闯红灯的行人，处罚前三名。半年过去了，没听说石家庄的路口秩序明显改观。

与此同时，执法就该理直气壮，该管就管、该罚就罚。法律早就有，堂堂正正执法就是，“严罚带头者”“通报单位”这种方式，反而会把自己丢进麻烦里，于治理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