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李宇锋进入广东兴宁市民政局下属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工作。然而，当地有人发现，李宇锋的父亲正是兴宁市民政局副局长李思中。“兴宁市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凡是乡镇党委书记和局一把手，均可向上级提出要求，解决一名子女的工作问题。”李思中说，这是市里主要领导表过态的，但是没有发文。

　　（4月14日《南方农村报》）

其实，成文也好，不成文也罢，权力者在自我取利上总是不遗余力，百无禁忌，以至于屡禁不止见怪不怪。比如汕尾市烟草专卖局的家族网络，整个汕尾烟草系统与原局长陈文铸有亲戚关系的至少有22名职工，集中分布在汕尾市陆丰市烟草局和汕尾市烟草局。这些亲戚中，有胞弟、堂弟、表弟、妻弟，还有弟媳的亲叔叔等。

曝光的仅是少数，更多隐性还在潜伏，比之更可怕是世袭规则的公开化。假若这样的规定长期执行下去后，其阶层固化就会更加严重。

社会阶层固定化，形成职业世袭化，官则恒官，商者恒商，已经演变得越来越严重。在“不成文的规定”之下，一切利益都优先考虑权力者自身。“优先解决干部子女的工作问题”，其实便是职业世袭化的制度设计，并以“拼爹”的形式公然的存在，而这一切显然是以突破“逢进必考”的制度底线为前提，以及“程序围绕结果转”的敷衍与应付，刚性的人事规定变成了摆设，严肃的考录程序成了游戏，并因此成为最大的“隐性福利”，凸显了阶层优势与垄断地位，加固了阶层固化，是赤裸裸的“权力自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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