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郊招隐寺究竟始建于哪一年？

——关于“景平元年，戴颙之女舍宅为寺”之说的存疑与臆想

对于这个问题，许多人也许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前人不是早就说过，招隐寺是始建于景平元年么？”人们之所以如此肯定地回答，也并非没有根据，因为镇江的有关方志都是这样记载，而且它们的依据都是南朝人刘损所写的《京口记》。虽然此书早已散佚，但在古代的一些著作中还保存着它的一些片段。例如《苏轼诗集》卷十一《柳子玉游鹤林招隐醉归呈景纯》诗注说：“《京口记》：戴颙初居竹林，后乃筑馆于此（按：指招隐山）。至景平元年，颙女舍与昙度为寺。”刘损的时代与戴颙相近，他既写了《京口记》，当然对京口的情况有充分的了解，他说招隐寺始建于景平元年，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确实，如果孤立地看这段记载，是看不出问题，可是如果把它与《宋书·戴颙传》的记载对照起来看，那就明显错了。该传说：“（元嘉）十五年征散骑常侍，（戴颙）并不就。衡阳王义季镇京口，长史张邵与颙姻通，迎来止黄鹄山……十八年，卒。”而据《宋书·文帝纪》，衡阳王刘义季是元嘉十六年二月由南徐州刺史调任荆州刺史。这些情况表明，戴颙是在元嘉十五年才至京口居于黄鹄山，隐居招隐山当是在元嘉十六年到十八年间；元嘉十八年去世。元嘉十八年是公元441年，景平元年是公元423年，景平元年比元嘉十八年要早18年，当时戴颙还没有隐居于招隐山，他的女儿也可能尚未出生或可能还很年轻，又怎么可能会有舍宅与昙度为寺之事呢？

对于招隐寺的创建时间，唐代王昌龄在《诸官游招隐寺》诗中有几句值得注意：“自从永明世，月向龙宫吐。凿井长幽泉，白云今如古。”前两句意思是说：自从永明年间开始，月亮就照向这座“龙宫”即招隐寺。这两句话显示王昌龄似乎认为招隐寺始建于永明年间。永明是南朝齐武帝年号，时间是公元483年至493年，上距元嘉十八年有40多年，当时戴颙的女儿可能还在世；而且当时佛教盛行，《高僧传·齐京师天保寺释道盛传》中曾记载齐高帝建元年间（479年－482年）道盛代昙度为天保寺僧主，可见昙度也是南朝齐建元、永明时人。从这些情况看，戴颙之女舍宅与昙度为寺，有可能就是在齐永明年间。不过，这还需要得到有关文献的佐证。

说到这里，笔者也有一点臆想，即“景平元年”会不会是“景和元年”之误呢？景和是刘宋废帝的年号，时间在公元465年中间，只使用了4个多月，所以人们印象不深，有可能会把它与景平搞混了。景和元年上距元嘉十八年25年，而据《高僧传·宋京师灵根寺释僧瑾传》，昙度在刘宋孝武帝、明帝时得到皇帝的“钦赏”。而刘宋废帝景和元年正好在刘宋孝武帝、明帝之间，当然也是昙度活跃的时期。看来，“景平元年”为“景和元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当然，这一说法更需要有力的佐证来证明。基于戴颙之女当生活于刘宋中后期及南朝齐前期，而昙度也是生活于这段时期，那么，在未能查考出戴颙之女舍宅为招隐寺的确切时间之前，如果我们说招隐寺当始建于刘宋后期至南朝齐前期，这种说法应当是比较稳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