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首领康有为，曾千里迢迢将母亲及弟弟的灵柩从广东迁葬于茅山青龙山下。无独有偶，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亦将母亲坟墓葬在宝华山拜经台上。戴季陶缘何对宝华山如此情有独钟？

戴季陶（1891－1949），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时，他便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在上海与蒋介石等人共同经营交易所。1924年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同年孙中山先生北上，道经日本对民众发表演讲，戴季陶是随行翻译。1925年，他从上海去北京参加国民党右派举行的“西山会议”。他著书立说，歪曲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反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其反动立场有过揭露与批判。1927年后，戴季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2月，因感国民党统治即将崩溃、前途绝望而自杀。

戴季陶是蒋介石的密友，对蒋忠心耿耿。但在“西安事变”中却做出令蒋不快的事情：他曾附和何应钦的主张，力主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被宋美龄认为这是“取蒋而代之”的坏主意。因而引起蒋的疑忌。从此他韬光养晦，借佛避祸。戴季陶还是西藏九世班禅的弟子，曾在“时轮金刚法会”上公开对班禅顶礼膜拜，他的办公室、住所亦多贴佛像，满口“菩萨”“慈悲”，故不少人称其为“戴佛爷”。

但此事还有另一种说法。1922年，戴季陶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赴四川，联系当地军阀做北伐准备，但结果无着。他心情郁闷意志消沉，道出湖北宜昌时，跳江自杀而被渔人救起，从此便借佛以求解脱。

戴季陶信佛原因及其真假，姑且不论，但他与蒋介石有隙却是事实。他想摆脱寻求退步，而退步最佳选择便是“隐居”宝华山，一来借山养性调适，二来离南京不远，时局变化他可进退自如，于蒋于己都是善全之策。

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后，除去重庆外，戴季陶多次来宝华山，有时所居日期很长。1932年，他曾在宝华山撰写了《隆昌寺复名记》碑文，其大意是：宝华山是明神宗所赐名的律宗圣地，康熙改名慧居寺，现在是民主共和，华夏重光，金陵定都，理应恢复前名，庶可彰显爱国爱民之德。此碑基本完好，现仍保留在隆昌寺内，这大概是戴季陶留在宝华山的唯一文物了。

据旧时隆昌寺不少老和尚回忆，戴季陶是寺院的“大护法家”，为宝华山做了不少实事。最让人称道的是，他曾赠给宝华山一套发电设备，使那时的宝华山有了现代照明，改善了僧人的居住条件。

如此看来，戴季陶对宝华山确实怀有较深感情，所以他把母亲葬在宝华山，也属情理之中。据说他原本不想将母亲葬在拜经台上，而是想葬在大雄宝殿后的高坡上，他认为那里是块龙凤地风水好。他这种意向，被宝华山住持妙柔察觉，妙柔乘戴季陶未挑明之前，便匆匆化缘集资，在那里建起一座玉佛楼，供奉一尊无名香客捐赠的漂亮玉佛，待戴季陶醒悟后，为时已晚。玉佛楼在1935年被大火烧毁，玉佛亦毁坏。由此推测，戴季陶葬母宝华山，当在玉佛楼未毁前。

戴季陶葬母大雄宝殿后坡之主意落空后，又想将母葬在大华山巅。为此，他专门修了一条通往山巅的石子路，不过后来发现山巅无水，难以安排人为母守墓，故只好将母葬在拜经台上。

上世纪50年代初，拜经台上还有张治中将军建的“哭弟亭”，亭边有一水泥墓，墓旁有戴季陶立的孝敬碑以及蒋介石、宋子文、褚民谊等人的碑刻。这些碑刻是否与戴季陶葬母有关，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