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去世40多年了。她去世后，在整理家庭遗物时，我发现了两张1951年土改后政府颁发的《江苏省（苏北）土地房产所有证》。它见证了我们国家和我的家庭的一段历史。我小心地珍藏起来，至今过了62年，仍然完好。相信喜欢研究历史和热爱收藏的朋友会很感兴趣。

我的祖籍是扬州邗江杭集乡束家庄。大约150年前，由于家无寸土，生活无着，祖父嵇惟高便到镇江学做瓦木匠，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发了家，成了镇江小有名气的建筑业主。但是由于他的大儿子嵇直（我的伯父，被党史工作者誉为“镇江第一个共产主义播火人”）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投身于革命事业离开了家庭，小儿子（我的父亲）30岁就不幸病逝，加之上世纪30年代日寇侵略中国，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在他逝世后不久，家庭很快就衰败了。

我的父亲是在祖父、祖母相继逝世三年后去世的。父亲死后，我的母亲带着从七个月到九岁不等的五个幼儿，家庭一下子陷入绝境。于是变卖家产、摆小摊、“跑单帮”、做零活，回扬州老家种田。其间无隔日之粮，困苦之状绝非现在年轻人所能理解。

我的母亲是一位性格坚强的伟大母亲，她在痛不欲生的万分困苦中，为了我们几个幼儿坚持活了下来，向命运进行了顽强抗争。终于在她的引领教育和后来国家的培养下，我们五个弟兄都得以在困境中长大成人，成家立业。

土改时，我家被评为贫农，因为只有四亩多地，人均不足八分。根据土改法，可以补足到每人八分。

这两张《所有证》是“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护农民已得土地所有权’之规定”，由江都县人民政府县长张少堂签发的，时间是1951年。

产权所有人是“江都县张纲区蒋束村居民”嵇本尤、嵇正局、嵇建生、嵇庆生、嵇钧生和嵇玉生6人，也就是我的母亲和我们五个弟兄。我的母亲姓尤，她的名字是尤碧云。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已婚妇女一般不用本名，而改随夫姓，因此母亲通常用名是“嵇尤氏”。新中国成立后，可能土改工作队的同志认为“嵇尤氏”不符合妇女解放的要求，便写成“嵇本尤”，意思是本来是姓“尤”的。所有权人中“嵇正局”是我的大哥嵇菊生。我们弟兄按族谱排列应是“正”字辈，即应当是“嵇正菊”“嵇正建”等，但我们后来另行取名了。

我们当时分到的田地虽然只有5亩1分，却是零散的5块，由于一张“所有证”不够写，就分写成了两张。其中最大的一块面积为1亩8分，最小的只有2分。这些土地都写明了“四至”（即东、南、西、北四邻界限），以及土地上的附属物“故坟”和树木。这些“故坟”中葬有我的祖父、祖母和父亲等人。几棵“小树”“杂树”也作为家庭财产一一记录在案。

至于房产和地基，我们保留了原来由祖父建造的“瓦房”四间。特别要说明的是，那时农村住房十之八九都是用泥土夯建的土坯墙，以及麦秸秆铺设屋顶的低矮草屋。但我家由于祖父是瓦木匠出身，所以在老家砌了“大瓦房”（其实就是一般的砖瓦房。现在我们村子早已全部建成了真正的大瓦房，而且有不少楼房别墅了）。《所有证》还特别写明附有“粪坑一张”和“猪圈一张”（同嵇元祥，即我的三伯父共有）。那时粪坑是农家重要的家产，其实只是一个直径大约在两丈左右的大圆坑，在内部四周和底部都用砖砌好，一般与猪圈紧挨着，猪粪尿可以直接流入，还可以用来沤农家肥。至于猪圈，那还是和三伯父家共用的。

这个《所有证》记载的家庭财产状况，现在看来简直微不足道，但却真实地见证了当时农民生活的极端贫困状况。这恐怕是现在一些年轻同志很难理解的吧。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证》规定这些房产和土地“均作为本户全家（本人）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但后来实行农业合作化，土地便全部“入股”了，农民成了农业互助组、生产合作社的组员、社员。我的母亲由于常年过度劳累，疾病缠身，已丧失劳动力，挣不了多少工分，便“土地入股”。 二哥参加人民空军，大哥工作后不久，离开了农村。同时将两间房屋赠送给了村小学，作为对家乡教育的支持。后来辗转他乡，母亲把这个《土地房产所有证》也随身带了出来，如今也成了那段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