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访苏

　　苏联革命、改革及命运，在中国领导人心中的分量很重。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中，其选择也因时因势而变。

　　东欧持续动荡的1991年初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思考要不要访问苏联。

　　“有人说苏共的执政党地位已摇摇欲坠，现实情况到底怎么样？”1991年2月的一天，江泽民总书记如是问外交部苏欧司苏联处处长周晓沛等人，他希望大家开“无轨电车”，放开聊，此前他已多次收到戈尔巴乔夫访苏邀请，最近还收到戈氏的亲笔信。

　　“据我们观察，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都非常严峻，国家面临分裂的危险。苏联共产党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垮台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周晓沛回答说。

　　根据周晓沛后来在其著作《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的记载，他当时还对江泽民说，1989年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后，双边关系发展不错，苏联内部包括反对派都支持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他建议保持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势头。

　　“1989年戈尔巴乔夫来访问，我们总有个回访。（人家几次邀请）你没理由回绝，这是个外交礼节问题。”中联部调研咨询小组成员、国际问题专家俞邃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这样说。

　　最终，江泽民决定5月访苏。

　　彼时，代表团驻地地下室里，堆满了罐头、玩具、糖果、旅游鞋等礼品，整整五车皮，都是江泽民准备送给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民的。

　　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处在风口浪尖。“我很难办。左派和右派都批评我。有的想走回头路，这不现实；有的提出要加快速度，这是冒险。”戈尔巴乔夫对江泽民推心置腹。据一位当时在场的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戈氏还谈到苏联曾经的高度集中体制运转不灵，他举例说一个加盟共和国总书记要去视察他们国内一家金矿，都要经过苏联最高层批准。

　　“8·19事件”前的这几个月，正是戈尔巴乔夫自信有所增长的时候。他相信新的联盟条约能保持国家的统一——“现在15个加盟共和国都来人了，正在莫斯科开会讨论这个问题。”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记录了此时戈氏的乐观，“就像罗马选教皇一样，结果出来之前，谁也不能离开教堂。”

　　不过，“8·19事件”后所有人都离开了“教堂”，一去不返。江泽民此次访问也成为中国领导人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苏维埃纪行

　　“8·19事件”确实难以预计。江总书记访问之前，先期与苏方讨论公报的代表也多次与苏联外交界朋友和百姓交流，考察。

　　他们的总体印象是，高层权力在向叶利钦倾斜，但叶氏也未必想解散苏联，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联盟估计能够继续存在。

　　参与谈判调研的李景贤还深深感受到底层群众对苏联存亡问题的冷漠。

　　“那时苏联像是坐在一座火山上。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是人们很浮躁。看起来形势大好，但是人们想的和高层说的完全不一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田春生1989年至1991年在苏联做访问学者，她对本刊记者回忆，“比如我当时住在俄罗斯科学院研究生院宿舍里，经常和俄罗斯人聊天，他们有做生意、出国等等想法，感觉不是很稳定。”

　　1990年底，田春生还应朋友之邀去了趟波罗的海三国旅行，朋友对田说：你得赶紧去，要是不去的话，这三个共和国就会脱离苏联，再去就要护照了。

　　1990年4月俞邃研究员等专程前往苏联考察，想弄清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回来后，他形成了一份万字报告，将苏联模式的弊端归结为三句话，一个是思想理论的僵化，教条；经济管理的凝固化，机会主义；政治生活不民主化，缺乏民主。

　　俞邃向本刊记者回忆说，那次访问中，大家曾和乌克兰中央书记，后来担任乌克兰总统，成为瓦解苏联关键人物之一的克拉夫丘克座谈，那时他大谈马列主义，后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给在场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只握手，不拥抱

　　苏联解体前的各类调研其实多少都与中国高层领导的判断有关，尤其是邓小平。

　　1989年5月16日9点35分，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安静地坐着等一个人。他对在场的同志说：这三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

　　10点差一两分钟，邓小平破例走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邓小平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达35秒，但都“贯彻”了邓小平之前特别叮嘱的这次见面时“不拥抱”的原则。

　　没有提纲，更没有讲话稿，就是中方人士也事前不知道他将谈什么。面前一个麦克风、一杯茶。

　　两个半小时大多是邓小平在说，戈尔巴乔夫偶尔回应，更多频频点头。

　　“我是作为一个晚辈去见一位长辈的。”戈氏之前曾这样对随行人员说，这一年邓小平85岁，戈氏58岁。另据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充分尊重，这也是苏方智囊给他的建议。戈氏出发前两周推掉了几乎所有工作，专心研读中苏资料。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是邓小平首先定下的调子，中苏两大国关系正常化由此破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世纪50年代蜜月期之后至此的三十年间，中苏经历了三个十年：十年论战、十年对抗及十年谈判。这期间，有文斗也有珍宝岛的惨烈武斗。

　　“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说，“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细细琢磨，这些1000多天思考出的话语是在谈苏联，又是在反思中国。

　　这次谈话中涉及古今中外的事实举例就有几十个，在一旁聆听谈话的李景贤之后整理讲话稿时一一核实，发现所举的事例极为准确。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东欧、苏联的局势进一步动荡。有一次，他与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

　　从“西进”到“南巡”

　　若论与苏联渊源和认识深厚者，近现代史上很少有人能超越邓小平。而邓有关苏联的直接感受或思考，也无不关联中国命运。

　　1973年，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的李景贤发现了1926年学号223的邓希贤（邓小平）在苏联中山大学时写下的自传，其中说：“在西欧，我深感对共产主义认识之肤浅”，“决心来俄国留学”。学校后来给这个年轻人的评语甚高，“宣传、组织工作才华横溢”。

　　此次邓小平“西进”虽然时间不长，但正赶上苏联还在施行的新经济政策，列宁曾倡导的这一政策就是给予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以更多的过渡时间，发展商品经济，许可多种所有制成分促进生产力。

　　邓小平晚年有关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能以有无市场来划分姓社姓资等等提法，也与这些早年感受有关。更重要的是，他曾被指派参与中苏论战，深知各方观点，也了解斯大林体制。1985年，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另一个思考当然来自中国自己的经验教训，比如计划经济束缚、比如左和右的纷争，还有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历史氛围。

　　对于这位老人，1976年后他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文革后中国向何处去？二是80年代末改革开放向何处去？后者的回答最强音就是南巡讲话，统领全篇的是不能走老路，不能走邪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久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为官方提出。

　　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前后几天，《邓小平年谱》中仅仅提到他曾和杨尚昆谈话，但语焉不详；转过年，1月2日，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运筹与健康”桥牌赛；半个月后，他一路南下，一路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