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团”变“经贸团”

　　苏联国旗落下后的一两小时，一架波音767包机载着李岚清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降落莫斯科。

　　代表团原拟先访俄罗斯，对方称正忙于政权交接，只得改为在降落莫斯科后再转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当然对方此刻也很忙。

　　此前两周，12月7日，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与波兰交界的“野牛林”秘密会晤，8日联合声明新联盟条约谈判陷入死胡同，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已不再存在，使得偌大的一个苏联，只剩下一只大空壳。

　　此前一周，12月18日，俄罗斯政府接管克里姆林宫。同日，钱其琛外长指出：“苏联这座大厦彻底坍塌，也就是这一二十天的事了。”他提出派代表团访问苏联，由外交部副部长任团长。

　　出发前夕，李鹏总理表示需要派位部长去，并由“政治团”改为“经贸团”探路，由李岚清部长任团长，副外长田曾佩任副团长，由外交部和部分企业家共30多人组成。

　　此刻各加盟国尚未独立，不易以政治团名义出访，但保持交往却不可耽搁。

　　中国代表团初到苏联的几日，谈判进展较慢，而当27日中南海会议后，钱其琛外长致电原苏联各国外长告知承认其独立，并准备谈判建交后，中国代表团受到各国热情接待，谈判极为顺利。

　　其实，当年9月，当苏联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第二天，钱其琛即表示中国政府承认三国独立国家的地位。三天后中国代表团带着公报草案的中、俄、英文版本和授权签字书抵达三国，随后三天三份建交公报签署，这样的神速，国际瞩目。

　　尊重各国自己的选择是总体思路。曾任外交部苏欧司苏联处处长、中国驻俄罗斯公使的周晓沛在一篇文章中透露：当时“根据中央决策及外交部领导的指示，我们注意冷静观察，未雨绸缪，并做好各种应急预案。一旦苏联政府公开承认某共和国独立或正式宣告自身解体，立即按‘承认、建交、设馆’的一揽子三步曲，一举解决与原苏联各国的关系问题。”

　　“现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中央非常关心苏联加速解体对我国的利弊和影响。”“8·19事件”之后，外交部一副部长曾这样说。

　　研判“8·19事件”

　　外交部门及中央领导提前预判与未雨绸缪的效果，在几个月前已显露出来。

　　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吃了颗“定心丸”，赶去克里米亚半岛享受起阳光、海水和沙滩。

　　此前的几个月，戈氏焦躁不安。由于他上任之后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重重，在“民族自决”的影响下，各个联盟国欲自立门户。

　　1990年和1991年，波罗的海三国相继独立，很快，俄罗斯也发表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

　　对此，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看得很重，他说：“俄罗斯是个大块头，它宣告独立，对苏联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为防止联邦瓦解和维持最低限度国家统一，戈尔巴乔夫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新联盟条约。按照原计划，条约将于1991年8月20日签署。

　　戈尔巴乔夫万万没想到的是，8月19日，苏联高层8人发动政变，他们认为戈氏改革难以进行，试图挽救站在悬崖边上的苏维埃政权。

　　8月19日北京时间清早五点多钟，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于洪亮迅速向国内报告了这一消息。之后几乎每隔一刻钟，驻苏联使馆就来电报告事态进展。

　　当天中午12点15分，叶利钦爬上白宫外的一辆坦克，宣布“反对这次‘逼宫事件’”，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纷纷赞同。

　　20日下午3点，于大使打电话给国内说，参与“逼宫事件”的总理巴甫洛夫刚刚告诉记者，他因“患感冒”已入院治疗。于大使认为，苏总理患的是“政治病”，表明参加这一事件的头头们慌了手脚。钱外长得知后说：“形势看来已经发生逆转。”22日晨，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回到了莫斯科，“8·19事件”以失败告终。

　　22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索洛维约夫拜会钱其琛时，专门转达戈尔巴乔夫对中国领导人的问候。会见后，钱其琛对李景贤说：苏联局势的演变有两种可能，一是出现某种转机，二是形势急转直下，不可收拾。我们要特别关注后一种可能性。

　　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戈尔巴乔夫已回天无力，胜者是叶利钦。9月初，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宣布独立，三月后，苏联解体。

　　也就是在“8·19事件”的第二天，据《邓小平年谱》，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领导进行了一场谈话。

　　“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邓小平说，“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日后不难看出，转过年的南巡讲话不少内容正是对上述谈话的延展、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