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贤忆苏联解体：底层群众冷漠对待其存亡

　　1990年1月11日，星期四，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市中心与当地市民交谈。（美联社照片/维克托）

　　二十年前，苏联解体前后，中共高层随着事态的发展做出各种研判和应对。在这个历史重要关口的关键抉择，考验着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智慧，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外交领域的转变，更关乎中国未来的走向。

　　“老大哥”之死无疑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冲击，对苏联又爱又恨的情怀体现在后来的各种争论、研究之中。更重要的是，中国如何越过苏联的废墟，找到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若论与苏联渊源和认识深厚者，近现代史上很少有人能超越邓小平。而邓有关苏联的直接感受或思考，也无不关联中国命运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外交部大楼四层，一阵电话铃声在一间办公室响起。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李景贤接起电话，电话来自远在莫斯科的中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荩卿。

　　“苏联央视预告今晚七点钟有重要新闻直播！老戈（指戈尔巴乔夫）大概要‘完’了。”

　　“已经意料到戈尔巴乔夫迟早要下台，但没预料到这么快。”20年后，李景贤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这样描绘当时的心情。1991年12月25日下午，李景贤放下电话，立即向钱其琛外长等领导报告。很多天了，他和同事都在办公室不回家，大家守着电话机，这里成了连接中国驻苏联使馆和外交部的枢纽。

　　北京时间26日零时，外交部大楼里苏欧司苏联处的七八个人围在一台二十英寸的电视机前。

　　屏幕中戈尔巴乔夫开始他那著名的7分钟“告别演说”。这个“连一寸国土都已经没有的‘国王’”，平静地宣布下台。

　　外交部大楼里的人不禁黯然神伤。“果真不出所料。”听到汇报后，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这样说。

　　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人民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举了一下手，苏联就在法律上无声地消失了。公报说，“这不是一个喜剧，而是一个悲剧。”

　　26日下午，外交部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到中南海开会。在这个历史的重要时刻，需要做出的决策，考验着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智慧，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外交领域的转变，更关乎中国未来的走向。

　　“特特急”电报

　　27日中央有关苏联解体对策的讨论只进行了半小时。

　　据《李鹏外事日记》记载，这次会议由江泽民主持，对苏联解体后的形势作了分析。一致同意，我方承认原12个加盟共和国独立。

　　“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什么也不怕。”据《李鹏外事日记》记载，会上江泽民总书记这样表示。江随即指示赶紧给正在俄罗斯等国访问的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发电通知这些相关国家。

　　不远处坐着的李景贤从皮包里抽出备好的电报纸，立刻拟稿，写一页塞给前面的钱其琛修改一页，然后由最高层领导过目画圈。20年后，李景贤感叹，当时的流程和迅捷独一无二。

　　27日这天，中国官方媒体相当低调。《人民日报》仅仅在国际版刊发了苏联解体的消息和一篇记者特写《红场易帜纪实》，文中提到红场上人们的感情“十分复杂”。28日，中南海会议的决定刊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国际版除了一些国家承认俄罗斯等国独立外，还引用塔斯社报道说，今年卢布发行量剧增，前三季度物价上涨96%，似露忧心。

　　随后，中国内部的分析研判越来越多。

　　苏联解体后一周左右，江泽民总书记召集36人开了几天的会，上午下午连轴转，并要求人人发言不得少于半小时，讲透彻。

　　36人都是与苏联或俄罗斯有关的重要官员和学者。本刊记者采访到其中参会的两位，他们证实了这些讯息。“江总书记很认真地在听。这样的讨论，也不止一次。”

　　此时不少有关苏联解体的讨论中，讨论者观点各异，一些老同志不愿看到苏联解体，另一些人则认为，解体客观上对中国利大于弊，来自北方多年的不平等和威胁消失，周边环境有利于建设。面对如此“突变”，各类情感、心态、观点复杂而微妙。

　　一些学者提出“高层叛徒论”，一些则表达了“体制说”。

　　“我有两个朋友当时在苏联，他们说苏联解体的时候，工人照常上班，很平静。如果这个制度真的捍卫工农的利益，他们为什么不起来保护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高放对本刊记者这样说。

　　这样的争论在中国延续至今，不过20年前大家还顾不上想太多。1991年12月27日上午的中南海会议结束后，李景贤很快奔向外交部，将最高领导们签发的那份“特特急”电报发给远方的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