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同路与歧途——烈士与叛徒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以来思想界的大激荡时期，为拯救国家民族危亡而焦虑不安的知识分子们，历经满清灭亡、民国方兴，以及接踵而来的政坛倾轧、社会堕落、军阀混战、外敌侵躏等等事件之后，企盼找到一种新的思想以解决中国的难题。

　　正如钱理群先生在《周作人传》中认为的那样，周作人在五四以后和大革命以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李大钊走得特别相近，他们在思想上，尤其在关于中国的出路问题上，他们所设想的道路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可以这么概括，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俩人在哲学观点上都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在政治见解上都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李大钊所投身的“少年中国”学会，周作人欣赏的“新村主义”和他们共同参与“工读互助团”，无不体现出当时他们共同的追求与企盼。

　　1918—1920年中国的思想界是比较混乱的，仅社会主义而言，“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以及合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中还有什么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蜂拥而来。”⑧这是适应当时流行的反封建专制的“个性解放”而产生的——广大的青年们正追求一种全新的生活，尽管这种生活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1919年7月，即五四运动后不久，周作人到东京去接家眷。7月7日至11日，周作人访问了日本“新村”所在地石河内村。日本的“新村”是1918年由日本著名作家、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创建的，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基地。周作人早在留学日本时即已对克鲁泡特金以“互助论”为中心的无政府共产主义颇感兴趣，这一年的4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次访问使他更具体地看到了日本“新村”的模式。在这里他体验到一种“人类之爱”，“新村的空气中，便只充满这爱，所以令人融醉，几于忘返，这真可谓不奇的奇绩了。”⑨此次日本之行对周作人来说影响不可谓不大：“我此次旅行，虽不能说有什么所得，但思想上因此扫除了阴暗的影，对于自己的思想，增加了若干的勇气。”⑩所以他一回到中国，立即便成为中国新村运动的鼓吹者和组织者，他不但到处发表演说，而且写了不少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章，如《访日本新村记》、《新村的精神》、《新村运动的解说——对胡适先生的演说》、《“工学主义”与新村的讨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等等。周作人所欣赏的新村理想“简单的说一句话，是人的生活”11，即“和谐”、“互助”、“独立”、“自由”，是“物质”与“精神”、“灵”与“肉”的调和统一。一直以个性解放为目标的周作人此时似乎找到了更先进的思想武器。

　　此时的李大钊呢，他在历经数度忧患之后，终于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俄国十月革命和它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1918年下半年始李大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俄国革命，并逐步转向共产主义。但是就像那时所有的新思想的鼓吹者们一样，每一个人总脱不了自己旧思想的影响，在新思想中仍掺杂着旧思想的阴影。李大钊也绝不例外。在这一时期内，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里还有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调和论”的思维基础使他循着一条温和的、人道主义的思路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的主流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其次应当是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他这一时期的文章中几乎随处可见，即使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他仍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他说：“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思想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颇。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倾向”，“克氏(克鲁泡特金)所谓真正的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他明确地指出：“我们主张的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我们主张的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简单地说即是以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经济、以互助改造精神。由此可见，李大钊此时的思想中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色彩还是比较浓厚的。

　　李大钊和周作人，这两个在行为道德上都很传统的朋友，现在在言论思想上又有了某种共鸣。可以说他们走到了同一条路上。李大钊此时所表达的观点直到多年以后(1926年)，周作人对此仍深信不疑，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并无什么冲突，因为互助实在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方法。”12可是为什么走过不同道路的两个人现在在思想上却是如此的接近呢?这自然与当时国内的大气候是分不开的。帝制彻底垮台之后，随即到来的是军阀割据与混战，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对民主共和的希望化为泡影，他们企图寻找出一条行施有效的道路，求得国家的统一、和平；同时，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的清算，导致对旧的思想体系的失落，结果是各种新思想的不断涌现。这是大环境。从他们个人方面来说，我以为：

　　李大钊和周作人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那种比较稳健的人物。李大钊行为道德正如鲁迅所说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有些儒雅，有些朴直，也有些凡俗”。13周作人的个性更是温和有加，不愠不怒，悠闲地喝茶，写起文章也是不快不慢娓娓道来。他们两人的性格很明显地带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色。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性格的背后还隐藏着传统的思想背景：倾注于伦理道德的修养——儒家的精华。不论是新村主义还是互助论都和儒家理想的大同世界有某种相通之处。周作人曾经明确承认：“新村”的理想世界就是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14，而道德改革正是“新村”运动的“一种特色与实效”。李大钊虽然没有像周作人那样公开表达这一观点，但是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道德改革，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他写道：“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刬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所以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仍然要用“互助”来强调精神改造的重要和必要。也就是说，在他们两人身上都带有传统的道德主义和“乌托邦”思想的基础，这是他们两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契合点。还有一点似乎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即周作人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一直抱有友好的态度，这与他对空想社会主义的信仰是一致的。他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甚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持着良好的战友关系；在他鼓吹新村运动的时候，在湖南开展新村建设的毛泽东曾经访问过他(周作人日记，1920年4月7日载：“毛泽东君来访。”)；他与邓中夏、高君宇等李大钊身边的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关系也很好；他曾明确地说：“我相信现在稍有知识的人(非所谓知识阶级)当无不赞成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15。尤其李大钊为主义而光荣献身之后，周作人对共产主义者那种自我牺牲精神更加钦佩，而要挺身为李大钊辩护，但这种钦佩只是对共产党人人格的敬仰，而并不意味着周作人对共产主义的赞同，分歧早已开始。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实在是一瓶浓烈的酒精，它考验每一个人。李大钊和一大批共产党人为他们的主义悲壮地牺牲，在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有人退缩了，周作人正是这一类，尽管他并不是共产党人。他发表《闭门读书论》，转向中国传统的“杂学”上去了，“流氓鬼”在渐渐消失，“绅士鬼”占了上风，并且从此走向“苦雨斋”，过他的隐士生活。周作人与李大钊“相知”的那一段时间里，李大钊正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立场向共产主义转变，他的思想还带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东西，此后不久，他逐步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残渣，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此周作人与李大钊的“相知”是短暂的，周作人也没有在此基础之上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相反，而是走向了共产主义的对立面。其实，这种转变倒并不全是大革命失败带来的结果，这与周作人本身的思想立场有密切的关系。周作人在五四运动以后，并不像李大钊那样更进一步地考察中国的现实社会，提出更切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途径，而是仍然关在书斋里清理自己的思想，结果是他“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放弃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只是适应形势的发展，作了适当的调整：他摒弃了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思想中最激进的部分——空想社会主义，而其他方面则继续保留与发展……他的思想始终停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水平上，逐渐落后于整个民族革命实践和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16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根本上是与马克思相对立的，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取得短暂的联合，可是很快这种联合就走向分裂，早期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正是如此(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内无政府主义的分裂)。周作人说：“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17他完全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由此看来，李大钊和周作人——两个曾经相知的朋友迟早都会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一个为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个却躲在书斋里做着“出世”的梦而最后作了“入世”的叛徒。

　　五四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曾经组成过一个庞大的阵容，共同打击腐朽的传统文化，进行思想启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和其他偶然与必然的因素，曾经在一条战线的战友便逐步走向分裂。李大钊和周作人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尽管李大钊过早地牺牲了，而周作人却经历了以后更多的历史事件，但分裂已在李大钊牺牲之前就已开始。李大钊牺牲之后，周作人更进一步走向没落，开始了他的悲剧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