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故人之情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等在苏联大使馆被捕，周作人日记中写道：“4月6日，植树节，骆群同人至海甸旅行，在士远(即沈士远，北大教授)处午餐，下午回城。次日知守常被捕，4月28日与张挹兰等被执行死刑。”自李大钊与周作人相识以来，周对李大钊一直怀有极大的敬佩。而现在淡漠的周作人在凉静中也感受到极大的震动。植树节(即清明节)与周作人同到沈士远家的还有李葆华。4月6日，李葆华住在沈家，没有回城。4月7日，沈尹默电告沈士远要藏好守常的儿子。两星期后，周作人将李葆华带进城里，住在自己家中。李大钊牺牲后，李葆华仍在周作人家中。周与沈尹默商量怎样将这不幸告诉他。周作人在回忆录中写道：“尹默来了之后，大家商量一番，让他说话，先来安慰几句，如说令尊为主义而牺牲，本是预先有觉悟的。及至说了，乃等于没有说，因为他(指李葆华——笔者)的镇定有觉悟，远在说话人之上，听了之后又仔细看报，默然退去。守常的儿子以后住在我家有一个多月，后由尹默为经营，化名为杨震，送往日本留学……。”④这段记载，笔者得到健在的李葆华先生的证实。

　　李大钊为主义而牺牲，更增添了周作人对李大钊的敬仰之情。当日本在中国的喉舌《顺天时报》向烈士英灵大泼污水的时候，周作人挺身而出，发表一系列文章予以迎头痛击。《顺天时报》说李大钊等不甘淡泊，“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绝命于绞首台上，还担了许多的罪名，有何值得?”还“奉劝同胞，在此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苟全性命的好，不要再轻举妄动吧!”周作人接连写了《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等文声，指出李大钊的“以身殉主义”，并无悔恨可言，其价值也正在于此，即实行“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古训。“《顺天时报》上登载过李大钊身后萧条等的新闻，但那篇短评上又有什么如肯甘淡泊，不作非份之想等语。我要请问日本人，你何以知道他是不肯自甘淡泊，是作非份之想?如自己的报上记载的是事实，那么身后萧条是淡泊的证据，还是不甘淡泊的证据呢?”⑤

　　1933年，北平学界和中共地下党发起公葬李大钊灵柩于万安公墓，周作人捐款20元，送去花圈一个，奠礼10元，并参加了宣外下斜街浙寺的公祭。

　　周作人一直关心着李大钊遗著的出版。1932年8月26口，他就李大钊家属因境况窘困要求出售遗书一事写信给胡适：“孟邻(蒋梦麟，时为北大校长)曾提议由大家集款买下，寄赠图书馆以作纪念，或比较由学校收买更易办亦未可知，希望兄为帮忙，为向孟邻一说，早点想一办法以了此事。”⑥1933年4月，他又写信给曹聚仁：“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辑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惟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以刊印否?”当时周作人还有请老友们为烈士遗文题跋的计划，此信所提李大钊从侄当指李乐光(中共地下党员)。同年，李乐光被捕，被捕前其岳母将文集交李大钊长女李星华，李星华交给周作人保存。1934年春，周作人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全稿系守常族侄所干，历时甚久，交稿来后不数日即被捕，大约要关十余年云，因此此稿由鄙人负保管之责，时以为念。如能早日成书，则大上演矣。”周作人将遗稿第一、二部分送到上海，由鲁迅 写题记，于1939年4月北新书局出版，但出版后即遭当局查禁。而第三、四部分一直保存在周作人手中，直到解放以后，周作人之子周丰一亲手将第三、四部分交给李乐光同志，在此基础上，经进一步编选，于1959年出版了《李大钊选集》。

　　周作人对李大钊遗属照顾颇多。1933年李夫人赵纫兰在烈士公葬后不久病故，在周作人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6月7日，“下午四时半往孟邻处，于永兹、张申府、王含之、幼渔、川岛均来，会谈守常子女教养事。”在周作人的帮助下，李星华入孔德学校半工半读。1939年8月，星华带弟弟光华从老家来到北平(时北平已沦陷)，周作人安排她在伪北大的会计室当出纳员。1940年星华又带光华和一个三岁的孩子去延安，临行前，经周作人帮助，预支了两个月的薪水作路费，并办了出北平必需的“良民证”。

　　1938年12月23日，周作人的日记中记道：“下午得炎华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殁，终日不愉。”周作人对炎华的帮助也不少，炎华和她的爱人侯辅庭来到北平，周曾寄钱给他们救急，后又将卖给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李大钊遗书所得的120元分给她一半，余下的一半送给星华和光华。侯辅庭是共产党员，周作人肯定知道，但他还是在伪北大给侯找了一份工作。不久，侯辅庭回冀东打游击，临行前写信给周，拜托他关照他的家人。后来，侯再来北平，曾被内六区所属派出所传讯，也是经周作人的帮助才取得保释的。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