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现代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尤其在文学革命方面有不可泯灭的贡献。他后来竟堕落为日伪汉奸而为世人所不齿，真可以说是一场惨痛的悲剧。他与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相比较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新文化运动及以后一段时间里，周作人和李大钊却站在了同一战壕，曾共同致力于中国的思想改造运动，虽然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中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但两人却有不少交谊。本文试图对李大钊和周作人作一番比较，希冀能有助于了解这两个“五四战友”是怎样走上不同道路的。

一、相识与交往

周作人于1917年6月任北大文科教授，主讲欧洲文学史。李大钊于1918年1月入北大，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在一院(即红楼)办公。

“我认识守常，是在北京大学，算来在1919年左右，即是五四的前后。其时北大红楼初盖好，图书馆是在地窖内，但图书馆主任室设在第一层，在头靠南，我们去看他便在这间房里。那时我们在红楼上课，下课后有暇即去访他。为什么呢? 《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之外，别的都不容易找。校长蔡孑民很忙，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烦他们。……在一院即红楼的，只有图书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是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①于是他便成为李大钊办公室的常客。

其时，李大钊和周作人都已加盟《新青年》，同在一个战壕携手参加新文化运动，共同清洗封建传统文化。

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日记中记道：“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办《每周评论》，12月14日出版，每月助刊资3元。”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新青年》原本是以不谈政治为宗旨的，但现在新与旧激烈的论战、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先进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对此表达自己的意见，于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倡议另创刊物，这就是《每周评论》。周作人一直是《新青年》的热烈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李大钊这时已经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一系列介绍俄国革命的文章。而周作人在这一时期对俄国革命也表示出极大的热情，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介绍俄国文学作品的文章，并准备到俄国去(1918年4月26日周作人日记中记道：“上午拜访蔡先生〔即蔡元培〕说明往俄事”)。他还在新诗《偶成》之二中歌颂革命后的俄国：“踏了冰踹了雪，一直往西北，在那里的旧账簿上，却可看到许多这样的事：——用通红的火一般的横行字，都在那旧账簿的末叶上记着。”对俄国革命的共同关注，又在《每周评论》这个表现政治观点的刊物里共事，周、李二人同在一条战线。

“六三”运动(1919年)中的6月5日下午，周作人在前门目睹军警冲击学生的事实，自己也在逃跑之列，回家后即于当夜写成《前门遇马队记》一文，第二天一早亲自交给李大钊，请他编进《每周评论》，7日，文章刊出。李大钊后来告诉周作人，警察所派人到编辑部来查询过该文。

李大钊参与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时，周作人也正欣赏日本的新村主人，在报刊上发表不少有关新村的文章，并在北京筹划建立新村。据周作人回忆“我最初认识守常的时候，他正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有一回是他给少年中国学会介绍，叫我去演讲过一次。”②在周作人的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1919年4月31日，“在守常处得少年中国学会报一本”；9月18日，“得守常寄《少年中国》三册”；12月2日，“(得)守常函，代少年中国托作文”，并在第二天即“抄旧稿，拟予《少年中国》”；12月18日，“寄《少年中国》稿一件，交守常”。1920年6月28日，“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9月1日，“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往新村”；12月12日，“邓仲懈、高君宇二君来访，属下星期为少年中国学会讲演”。

其后，李和周还共同参与发起“工读互助团”，均以空想社会主义为思想基础。发起建立工读互助团的包括李大钊、周作人、陈独秀、蔡元培等，他们的理想是希望实行半工半读达到教育与职业合一，走“不流血”的经济革命的道路，其空想成分是极为浓厚的。李大钊参与工读互助团的活动是众所周知的，周作人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在他的日记中也有不少记载：1919年12月10日，“四时半至守常处，赴工读互助团会”；1920年1月24日，“下午至工读互助团赴谈话会”；2月28日，“下午至工读互助团闲话”；2月29日，“下午至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赴会”；3月27日，“(得)工读第二组函”；4月6日，“得工读三组函”等等。两人志趣相投，关系也非比寻常。

1918年下半年之后，李大钊开始致力于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局势也日渐紧张，“我便逐渐少与他闲谈的机会，图书馆主任室里不大能够找到他了。”③1923年1月，在李大钊应邀去汉口讲演之前，应胡小石的嘱托，写信邀请周作人和正在北京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去汉口。但其时，因“剧评事件”的争论，周作人和爱罗先珂均未前往。不久爱罗先珂也离开了中国。

此后周作人与李大钊的联系基本上中断，李大钊这时已成为北方共产党的领袖，忙于开展各项革命活动。周作人此时在孔德学校兼课，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也在该校读书，周作人只能从李葆华那里得到一些李大钊的消息。有一次，一个学生找周，说他已参加共产党，请周从李大钊那里帮他找点事做，可见当时的学生也知道周作人与李大钊关系的密切，但实际上两人已开始走向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