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在腾讯书院讲演

　　腾讯文化讯 在“文革”这样一段特殊的政治文化空间内，王蒙并未就此搁笔，他坚持写给自己，写出了一个作家的意义和良心。“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2013年3月20日，在知名作家王蒙创作于“文革”期间的作品《这边风景》出版之际，我们约请他做客腾讯书院，畅谈文革桎梏下的文学。

　　现实与理想：“我不能再等了，我一定要写作！”

　　1963年王蒙被流放到新疆，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流放生活，从一个“青年人”成长为“四十不惑”的“中年人”。王蒙讲，“1958年中国的政治运动剥夺了我写作的权力，但是我爱人讲，你可以写给自己看。当时，我已经四十岁了，我想我不能再等了，我不能再有一个十六年了，我等不起了！”

　　1965年，王蒙来到伊犁时，当地的“社教运动”正如火如荼。王蒙谈到，“我在书中写了当地运动中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故事，当时这样写没有问题。但是，我写书不是为了写抵抗性，不是要抵抗中国体制。1978年，出版社让我修改我这本文革期间的作品时，我发现书中的许多内容过‘左’，不适宜这时的政治气候，就此搁浅。”王蒙语言很戏谑，“够革命，不够革命，都不能出版。1953到1956年，在创作《青春万岁》时，因为没有写农民革命，作品不好出版。《这边风景》却是太革命了，也不好出版。”

　　作家与观察：“我惊讶于自己对生活有如此细致的观察！”

　　作为作家，王蒙希望自己有一本与以往叙事方式不同的书。流放期间，王蒙乐于做一个默默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因而，他能够在书中写出当地的美食佳酿、待客礼仪、婚丧嫁娶，写出包括汉族、维吾尔族等多个民族的多元文化，写出他们的民族舞蹈、音乐、服饰到话语表达方式的精彩之处。他对细节的把握是从头到脚的，甚至连当地人怎么开玩笑、怎么做饭都有写到，细致入微。

　　“我特别惊讶，当时怎么对生活有那么细致的观察，我现在对当时的很多事儿记忆都模糊了。”从生命史来看，三四十岁正是一个人生命中最有活力的时候，用王蒙的话说，“当时，讲究‘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还学习了维吾尔语，和维族人民打成了一片。所以，当我把这些都写进书里时，肯定增加了书的可读性。”王蒙谈到，“文革期间，可以选择的空间十分狭小，要把精力放在有意义事儿上。有时候，我很感慨这段历史的空白！所以，也会在书中写到当地的民族矛盾，闹事儿和各种纠纷，去记录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

　　政治与生活：“政治的解读是个命名问题，生活的细节不可摧毁。”

　　王蒙称毕淑敏有句话说得很恰当，政治有时会歪曲生活，生活有时会解构政治。王蒙谈到，每个社区都一样，都有好人与坏人，貌似都是“好人受气，坏人横行”，但是，政治敏感时期就将此解读为“阶级斗争”。“有时候，政治的解读是个命名问题，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有好人与坏人的差别，这很正常。要知道，生活本身不可摧毁，无论政治再空洞。”

　　王蒙举例说，会在书中写农村兴修水利是有感于人民公社修过水利工程的背景。“这就像集体生活有大生活的情调，在碰撞中也产生了各种玩笑话。虽然动不动就开会，但是男男女女聚在一起，热闹地不得了。革命的意识形态也有动人之处，我们读毛主席语录，我们也学焦裕禄，学愚公移山的精神。”王蒙谈到，从这些过去的故事当中往往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荒谬，但是，“当荒谬也变成一种生活，对于小说家不完全是坏事儿，生活的细节不可摧毁。”

　　自由与束缚：“戴着镣铐跳舞也可以跳得很好！”

　　讲座即将结束之际，王蒙借自己的新书印象，表露了自己的创作心声，戏称“王蒙也有老实讲故事的时候”。“这部作品是带着镣铐跳舞的，但是也能跳得很好！书中光人物就一百多个，此前，我没有这种规模的作品。当我写到这些人物的心理、品格，将人物的吸引力、魅力都写出来时，我觉得这是我的活儿！绝对自由的写作有时太容易，很多优秀的创作者，比如说屈原、李白，哪个没有戴脚镣？我希望这部作品能为我自己的中年填补一个空白，为我们的国家也填补一个空白。比如说60年代时候人们怎样生活，虽然不是文化大革命但也接近文化大革命了，呈现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也是一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