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薛廷华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党员，虽然她一贫如洗、穷困潦倒，虽然造反派不准她交党费，但是她还是用辛苦了一年捡的20多个牙膏皮卖的6角钱交了党费，她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谁也不能剥夺我交党费的权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薛廷华的冤案得以平反，又回到了姑咱镇医院工作。母猪坪的藏族同胞凡到姑咱镇赶场，办事，都要来看望她这个“四四多多有”。

1987年春节刚过，多吉突然感到肝区胀痛，腹部不适，经康定医院检查为肝癌晚期，虽然薛廷华不遗余力请名医找偏方，但丈夫的病情仍然急转直下，日益恶化。

1989年3月18日，丈夫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多吉吃力地对爱妻说：“廷华，为了这个家，你吃尽了苦，受尽了委屈，我对不起你啊！我一生清贫，没啥积蓄。我走后，希望你把儿女们带回苍溪，养大成人。”薛廷华强忍着悲痛，用毛巾擦去丈夫脸上的泪痕，说：“多吉哥，你不能丢下孩子们，不能丢下我，求求你，你不能走啊！”

然而，无论薛廷华多么地不情愿，无论孩子们怎样呼唤，余仁多吉还是撇下妻儿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后，薛廷华大病了一场，一夜之间头发白了许多，人也憔悴了许多，成天望着多吉的遗像发呆，忽而喃喃自语，忽而失声痛哭……

1994年，薛廷华携3个儿女回到了家乡。薛廷华重新回到了苍溪皮防医院。在那里，她拼命工作，沉默寡言，绝口不提过去的戎马岁月，直至2003年3月退休，同事们都不知道，这个看似平常的中年妇女，却有着一段峥嵘岁月。

薛廷华对部队怀有深厚的感情，总是教育孩子们不要忘了军队，她说在这个家族中，第一代大妈当了红军，第二代有大哥、弟弟、自己和丈夫参了军，第三代又有女婿和侄儿到了部队，她希望能看到第四代重孙参军，这是她晚年最大的心愿。

薛廷华说，她经常做梦，梦见陈敦浩、李文金、余仁多吉，梦见那些牺牲了的烈士，梦见唐古拉山、夹石沟和老虎嘴原始雨林，梦见达尔维和那些狂妄的印军士兵，她和战友们正呐喊着向敌人发起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