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演员濮存昕接受记者采访，批评当下的各种铺张浪费现象，“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晚会，太多太多的文艺用晚会的形式，什么事情都能办个晚会，一个晚会用多少材料，搭个台、喷塑、灯光，且不说几百几千万的费用，产生的垃圾都不知道往哪堆。”他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有这么多晚会。（3月5日《信息时报》）

中国的晚会真的太多了吗？这个问题若问问农民工、城镇居民，恐怕他们不会觉得“晚会太多”。再问问企业的员工、学校的学生，还有农村的老人、孩子，问他们想不想观看和参与身边的晚会？恐怕很多人都会回答愿意，却很难有机会。

其实，很多人和濮存昕所反感的晚会，是用公共财政的钱举办的晚会。这样的晚会，通常演员阵容庞大，舞美设计华丽，有的一场下来，动辄“烧”掉成百上千万元。而举办这样的晚会，多数并未经过纳税人的同意，全凭官员拍板决定，这样的晚会，搭的是晚会的台，演的是别的戏。

借用一个说法，中国的晚会并非真的太多，而是“结构性过剩”。即花财政钱搞宣传，民众不想看的晚会太多，而为民众精神需求服务，内容吸引人的晚会太少。很多需要晚会的人们从没看晚会的机会，大家能看到的晚会多是没意思的晚会，这样的状况远不只是铺张浪费和制造垃圾的问题。要改变这样的不正常现象，除了需要濮存昕这样的文艺界人士发出批评声音外，更需要民众有权对玩弄文艺的权力说不。

文/李清 图/王成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