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认罪的镜头，已成为德国反思历史的经典象征。在勃兰特下跪一幕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二战后，德国人彻底反省了。

这一结论虽说没错，可是二战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战后初期德国对纳粹罪行的追诉和审判并不成功

战后初期德国民众回避纳粹历史，甚至反对盟国实施的“非纳粹化”，并要求赦免纳粹罪犯

二战结束后，盟国将对德国展开“非纳粹化”措施，追究纳粹的战争罪行。1945年盟国在德国纽伦堡公审纳粹首要战犯。在纽伦堡审判中，共有5025名罪犯以战争罪被判刑，死刑判决806例，其中486例被执行。

德国民众认为纽伦堡公审是“胜利者的审判”，反感盟国实施非纳粹化

 纽伦堡审判中揭露的纳粹罪行让德国民众感到震惊，但他们普遍认为这是“胜利者的审判”，同时反对各国舆论对德国人“集体过错”的指责，而且，当时德国已成废墟，德国人流离失所，每日都为生存而奔波，无暇顾及清算纳粹历史，大部分德国民众对纳粹历史的冷漠、沉默，乃至回避，更遑论反思了。

当时许多德国人讨厌非纳粹化，并试图通过互相写支持信和否认信，来暗中破坏这些方案。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都觉得还颇能与纳粹政权共处。毕竟，希特勒带领德国走出了大萧条，在战争期间，德国人比大部分的欧洲人生活得好。此外，战后重建仍然不得不依靠德国人自己，因此这便不得不寻求尽可能多地融合前纳粹分子的办法。于是，德国民众要求赦免部分纳粹（1920年之后生人），而这也得到盟国的同意。

大批纳粹罪犯获得赦免，大量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重返政府机关1949年9月联邦德国成立后，西德政府希望在法律层面尽早结束处理纳粹罪犯，同时特赦大批被盟国判刑的纳粹罪犯。1949年12月西德众议院通过了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犯罪行为的法案，1951年又公布了“131法案”，批准了除盖世太保和在此前审判中被定为“主要罪犯”的人员外，其他纳粹文职人员均可被重新雇用，1954年众议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纳粹罪犯。

于是，在当时一些有着“明确”立场的纳粹分子从他们的职位上被免职或勒令退休，大多数人在战后或迟或早地都恢复了职位。一些政府机构在40年代后期比在第二帝国期间雇用更多的纳粹党人。尤其在在阿登纳时期，大批的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机关。阿登纳总理府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就是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的起草者与评论者。因此，人们称这种现象为“戈罗布克现象”。东德因此攻击纳粹主义在西德复辟了。

冷战时德国直接依靠纳粹建立军队；美苏“宽恕”罪犯，使用曾服务纳粹的科学家在冷战的背景下，战后的两个德国，在建立他们的新军队时，都直接依靠纳粹精英，都利用了前国防军官员的经验。朝鲜战争爆发后，北约鼓励西德总理阿登纳重建军队。为了借助原纳粹高级军官的专业能力，同盟国与西德政府提前释放了曼斯泰因等纳粹高级将领。阿登纳又亲自前往监狱探望其余纳粹将领，而且还邀请曼斯泰因到总理府座谈。阿登纳本人属于保守派，自己也受过纳粹政权的迫害。他主张与西方交战国，特别是与法国和解，也支持与以色列建立友好关系，对犹太人作出赔偿。但他最关心的是如何重建德国，尽快从西方战胜国手里获得西德的国家主权。为此他需要许多专业人才，这些人的纳粹历史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前西德总理阿登纳重建军队任用前纳粹军官，同时承诺赔偿犹太人

而其他超级大国，譬如美国和苏联使用了曾服务于纳粹政权的德国科学专家们。此外，盟军在冷战迫切时因需要得到西德的帮助便使出“忽略和宽怒”策略取悦西德，就如同纽伦堡的诉讼律师罗伯特·肯普纳所说的，是得了“宽恕热病”一样。美国高级专员卢修斯·D·克莱在一个特别的慈善理事会的支持下，或是缩短许多罪犯的刑期，或是干脆直接赦免罪行。据说奥斯维辛I.G.法本上厂的经理弗里茨·特尔·梅尔走出监狱后，告诉他的手下：“现在美国手上有韩国，真是友善多了。”英国也效仿美国为前纳粹罪犯打开了监狱的人门。

60年代末期德国才开始全面反省纳粹历史

60年代初奥斯维辛审判激发德国人反省纳粹历史，公知批评政府对纳粹清算不力

1963年奥斯维辛审判在法兰克福举行，引起德国全国上下对过去清算纳粹做全方位的反思与自省。

在奥斯维辛审判前后长达20个月的时间内，媒体对审判过程做详尽深入的报道和评论。德国知识精英也抓住机会在媒体上发生，引发了60年代中期对纳粹历史认识的大辩论，追诉时效问题又一次成为辩论的一个重要议题，联邦政府和司法界再次被卷入其中。“针对追诉时效对继续追究纳粹罪犯的不利影响，蒂宾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达伦道夫在1965年1月公开提出，德国不仅应该继续惩处纳粹罪犯，而且应该延长1965年5月8日截止的追诉时效。达伦道夫的理由是，法制国家惩处大规模犯罪的任务比形式上确定追诉时效的司法理由重要得多。达伦道夫同时还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直到60年代德国司法才开始认真考虑追究纳粹罪行？达伦道夫的言论实际上是对当时的艾哈德政府在追诉时效问题上采取巧妙的躲避政策的直接批评。”

在舆论的压力下，联邦议院最终取消了罪行追诉时效

随着纳粹罪行越来越多被披露，在舆论的压力下，联邦议院不得不对追诉时效问题上作出应对。

在议会辩论中，有议员强调，追诉时效问题纯粹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认为，联邦议院在进行辩论和作出决定时不应考虑法律以外的因素，避免问题复杂化。但另一种争锋相对的观点，有议员认为时效问题与政治密切相关，因为“当今的法制国家必须同时力求正义”，因此应该延长时效，原因是“首先考虑到民族的正义感将会以不可忍受的方式遭到腐蚀，如果谋杀不必赎罪，尽管它可以赎罪。”他强调指出，民族荣誉也是他提出上述动议的原因之一，“谈到民族荣誉这一概念我要说，这个德意志民族不是一个谋杀犯的民族……”。在解释为什么坚决反对最终结束对纳粹罪犯继续追诉时他说，这不是因为“屈服于外国的压力，而是屈服于个人信念的压力。”

最终，联邦议院作出了决议，对纳粹罪犯的追诉时效期限延长至1969年。1979年7月3日，联邦议院接受了取消对纳粹谋杀罪行和集体谋杀罪行有追诉时效的动议。至此，对纳粹罪犯的追究将无限期继续下去，纳粹罪责也因此持续地成为一个公众广泛讨论的直接涉及德国政治文化的主题。

审判时揭露的罪行也驱使年轻一代要求上一代交代真相，并要求清算漏网之鱼

德国人再一次遇到了奥斯威辛幽灵后，没有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更为年轻的一代，他们需要从父辈那里得到关于第三帝国和他们参与其中的确切答案。这些年轻人甚为激进，这种情形引起了两代人之间的尖锐冲突，并导致对政府机构组织的普遍批评。而在审判中被揭露的纳粹犯罪事实无疑给年青一代带来精神打击，他们首先是不知所措，继而是羞耻，最后是强烈的愤怒，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爆发。

60年代西方国家与西德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们的共同反对目标是美国的侵越战争以及本国的保守势力。在西德，纳粹德国的历史及其在西德残余势力是西德学生运动攻击的独特目标。那些探究前纳粹精英们的生活及职业生涯的人会惊讶地发现，许多曾经踞高位的纳粹官员毫发未损，毫无悔悟地又出现在联邦共和国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大屠杀的罪犯，因为正义之网的疏漏而成为漏网之鱼。这些人相对安稳地度过了50年代。学生运动爆发后，他们的纳粹历史遭到了年轻一代的清算。

西德总理基辛格曾是纳粹高官，女记者克拉斯菲尔扇了他一记耳光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1968年11月 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给了原纳粹党员与高级官员、西德总理基辛格（非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她说，她是以年轻一代的名义打这个耳光的。在她看来，二战结束后仅20年，一位原纳粹党员与高官竟然能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1969年初，联邦总统吕布克因其在纳粹时期在一个曾设计过集中营的建筑公司的工作经历受到舆论的攻击，只得匆匆下台。　

在激进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勃兰特上台对外寻求和解并谢罪

1969年秋天，在学生运动的大力推动下，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上台执政。社会民主党主席、当年的反法西斯战士勃兰特任联邦总理。勃兰特上任后，对外谋求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解（“东方政策”）。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在华沙代表联邦德国与波兰政府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就在当天，他吊唁了华沙的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就在那里，他作出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举世闻名的谢罪举动。

学生运动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也出现了极左潮流，变成恐怖主义，最终被消散。但是68年一代通过对老一辈的政治“反叛”引发的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却在继续进行。1978年，原纳粹海军法官、时任巴登——符登堡州州长的汉斯·费宾格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下台。他在二战结束的最后日子里还继续判决士兵死刑。而且在战后坚持认为，“如果当年是合法的话，那么现在不可能是非法的”。

而且68年一代中形成的反省纳粹历史的自觉意识得以巩固和传承，80年代以来，随着德国社会新老代际交替的完成，68年成为社会主流，等各个领域对纳粹制度的产生及其根源不断地进行再认识与自我解剖，自觉地将反思历史作为的政治及道德义务，并将其制度化、法制化。而反思历史也成为了德国人自我认同的一个标志。

资料来源：

《战后对纳粹罪行的审判与德国反省历史的自觉意识》，李乐曾；《二战后联邦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曲折过程》，景德祥

结语

如果没有奥斯维辛审判对历史真相的披露，以及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特殊背景，单纯依赖战后的德国政府，是不可能完成对纳粹的彻底反省的。何况从法律层面上说，战后德国对纳粹罪行的追诉和审判并不算成功，大批纳粹罪行依然没有得到清算。所以，别把德国对纳粹的反省想得太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