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并不太熟悉的名字，但是她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曾在武汉、重庆、香港、西安和延安工作和生活，在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日子里，结识了周恩来、朱德、宋庆龄、叶剑英、邓颖超、贺龙、李克农等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她还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多次聆听过毛主席的教诲……

亲历西安事变，投身“XGOB”广播电台工作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1907年生于德国。青年时代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1年，年仅24岁的安娜?利泽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这里她结识了长她一岁的中国留学生王炳南，因为共同的信仰和追求，两个异国青年碰撞出爱情的火花。王炳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是在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的留学生，而他的真正工作是组织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并领导抗日小组。

1933年，德国纳粹执掌政权。作为坚定反对纳粹的战士，安娜?利泽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其间被迫流亡英国伦敦。1935年，安娜?利泽在伦敦与王炳南结成伴侣。她给自己取了个美丽的中国名字———王安娜。

婚后，王炳南夫妇回到柏林。此时，中国政局发生了变化，长征到陕北的中共中央要求王炳南回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2月，王安娜随王炳南离开柏林，前往王炳南的老家西安。

王炳南的父亲和西北名将杨虎城有歃血之交。当年王炳南因参加共产党身陷险境，就是在杨虎城的帮助下，先到日本而后转到德国去避风的。中共中央利用这层关系，派王炳南去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

回到西安后，在杨虎城的盛情邀请下，王炳南夫妇搬进了杨的新居。王安娜开始学习中国语言，熟悉中国环境，了解中国风俗，结识中国朋友，并逐渐投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之中。

不久，应前往上海疗养的杨虎城的邀请，王炳南带着已有孕在身的王安娜来到上海，并在这里生下他们的儿子王黎明。

在上海，王安娜结识了宋庆龄，拜访了病重的鲁迅，并采访了关押在监狱的“七君子”。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浮出水面的政治危机渐渐加速，王炳南收到早已回西安的杨虎城的速返西安的电报后，只身返回西安。

就在王安娜和丈夫两地分居的日子里，西安事变爆发了。好在事变很快就得到了和平解决。于是，王安娜再也“不想在上海久等”了，她说“现在，我的岗位是西安”。她不顾一切地要回到西安，正如她自己所说的：“现在，西北部正在发生我们久已盼望的大变化。我如果赖在上海不走，该怎样说?在西安，重要的使命等待着我们去完成，而自己却袖手旁观，又该怎样说?”

经过十几天的旅行，在除夕之夜，王安娜终于平安地回到西安与丈夫王炳南团聚。也就在这一天，王安娜结识了另一位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王安娜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发动者面前替蒋介石说情，表明他们的政治视野开阔，目光远大；也证明他们的党和军队纪律严明。对此，不能不予以高度评价。当时，他们清楚地看到：领导全民抗日，蒋介石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如果排除蒋介石，就会招致内战激化，结果只会导致日军的胜利。”

释放蒋介石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利用广播新闻进行歪曲报道，混淆视听，制造“西安已经被红军占领，处于恐怖状态，市民几乎不能外出”的假新闻。而西安的电台由于被南京的电波干扰，不能对南京方面广播，向国内外说明西安事变的真相，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西北三方联合抗战的形势。为了澄清南京方面的歪曲报道，西安设立了“XGOB”广播电台。一开始这个电台是由史沫特莱和一个名叫詹姆斯?贝特兰的英国记者主持，用英语向外广播。但由于史沫特莱主持的言辞比较激烈，贝特兰也因收到了英国领事馆的威胁电话，他们都被迫停止播音工作。此时，王安娜正好接替了他们的工作。“XGOB”广播电台的实际负责人正是王炳南和刘鼎。于是，王安娜由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家属转变成了中国革命的参与者。

1937年1月，为了阻止国民党军对陕北的进攻，红军进入潼关。此时，已在这支红军部队指挥部驻地云阳采访的史沫特莱致信邀请王安娜。于是，王安娜第一次看见了中国的红军战士。他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亲如手足的兄弟情谊和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令王安娜感到吃惊。

不久，美国记者维克多?金潜入延安采访后回到西安，遭到国民党警察的纠缠。在王安娜和王炳南的帮助下，维克多?金才安全地保存了采访资料和胶卷，顺利地到达上海。当王安娜读了维克多?金的系列访问记之后，更加激起了她去延安访问的愿望。

1937年3月初，王安娜随美国著名的摄影师、美联社的合作者厄尔?列夫来到延安。在这里。她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了解了他们的个人生活、革命历程、以及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深刻见解。

此外，王安娜还见到了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等革命女战士。王安娜同样对她们充满了敬意。她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内战的艰苦岁月里，在比这更为艰苦的长征期间，像贺子珍一类的妇女，是她们的丈夫的同志和朋友。她们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并肩战斗，分担他们难以承受的艰难困苦。因而，她们作为勇敢的战士，可以信赖的同志，受到全党、全军的尊敬。”